人们显然没有料到，像史景迁教授这样著名的历史学家竟然说出这样的话。儒家在实践中就没有一点好处吗？它又怎么能维持这么长时间呢？为什么现在有这么多中国人要从历史中寻找灵感呢？那个时代的中国人会不会在某些方面比西方社会做得更好呢？或许我们能够从儒学那里学到一些对当今自由民主方式发起挑战的东西，同时为西方社会提供改善和进步的空间。史景迁教授为什么不尝试一下，去挑战这些以批评性思考传统而自豪的观众呢？
演讲的大部分内容实际上是英国上层社会的名流专家提出的简短问题和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演讲记录中常常出现“笑声”这个词，以示特别强调，不过我自己并不觉得有什么好笑的，或许我只有本人在现场才能理解。
第一个问题是《金融时报》中文网站驻伦敦的编辑提出的。他问孔子对于赚钱和发财的观点是什么，这里我看到“笑声”二字。人们发笑可能是因为他们认为，中国人是一心想着捞钱的享乐主义者，和文明的英国人不同。嘲笑一个还有八亿农民、刚刚解决了温饱问题的社会的人热心发财，似乎不够厚道。更不应忘记这样一个事实，中国正在进行抗震救灾，这场发生在中国最贫困地区之一的灾难，吞噬了数万人的生命。我再次不觉得这有什么好笑的。
公平地说，记者接着询问孔子对于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有什么看法。我觉得这是个好机会，史景迁教授可以解释一下，中国传统下的国家有救济穷人的义务———这样的义务早在救济穷人成为西方社会公众关心的议题的几百年前就有了。他还可以解释，这样的义务有着怎样的儒家传统。但是他的回答只有一句话，孔子本人并没有瞧不起商业活动。
另一个问题是罗马天主教西敏寺总主教墨菲•康内尔提出的。他注意到教宗本笃十六世呼吁中国政府尊重真正的宗教自由，以及中国当今的领导人如何使用儒学来尊重这种自由。史景迁教授回答说，这是困难的，后面又有莫名其妙的“笑声”。接着他们讨论了中国的天主教徒，中国政府是否会邀请教宗出席奥运会，墨菲•康内尔主教和史景迁教授都说，应该鼓励教宗出席奥运会，接着是更多的“笑声”。
接下来，大赦国际的人询问儒学的复兴对于中国接受人权的“普世价值”会有什么影响。我想史景迁教授可能会说，有些儒家观念可能会以自己的方式为人权辩论做贡献，开阔人权视野，让人权真正具有国际性。或者儒家思想会对不同权利的优先权进行新的排序，更多地依靠非正式的规范或者礼仪，而不是靠法律上的严厉惩罚来推广人们尊重的价值观等。但是，他根本没有谈到这些。
随后，主持人说她“想听听是否有来自其他地方的中国声音，”可是她却接受了坎特伯雷大主教罗万•威廉姆斯博士提出的问题。这位英国著名的宗教人物显然担心宗教在自己国家的衰落，在提问时把中国看作下一个大市场的表现十分露骨。
接着《审查索引》杂志编辑提问，儒学是否在“用一种形式的专制来代替另一种专制”。史景迁教授安慰性地回答说，孔子知道说实话的危险。但是，他根本没有提到孔子强调用道德典范引导和激发人们善良的本性，这有别于热衷于轰动和负面新闻报道的自由市场媒体模式。接着是英国广播公司国际事务部编辑约翰•辛普森的提问，他注意到中国当局似乎对于在拉萨发生的暴力事件非常紧张，而“在西方国家看来，那不过是小事一桩。”我期待史景迁教授会回答说，西方国家不会把造成许多伤亡、焚烧了整个街区的骚乱看作不值一提的小事，但是，他只是说很难回答这样的问题，接着又是“笑声”。
史景迁教授接着说，中国政府在新年假期前雪灾中的表现完全是无能的，（实际上，那正是温家宝总理树立起自己关心弱势群体的亲民形象的时候），他说这让他想起中国历史上类似的灾难可能造成政府垮台。主持人这时结束了这个节目，显然已经忘记了需要听听中国人的声音。我放下演讲稿，真有点想去问问怎样才能成为一个中国共产党党员了。
我纳闷，我干嘛这么激愤？实际上，我非常喜欢史景迁教授的著作。或许仅仅依靠演讲纪录，我可能漏掉了很多微妙之处？或许我引入了太多自己的观点？或许整件事情本身就是一种讽刺，这会不会是英国那种尖刻和辛辣幽默传统最擅长的讽刺呢？（作者是清华大学伦理学和政治哲学教授，著有《中国新儒家：变革的社会中的政治和日常生活》，本文由吴万伟翻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