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献记载的璇玑
“璇玑”一词，最早出自中国古籍《尚书•虞书•舜典》，原文：“正月上日，受终于文祖。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尚书》约成书于3000年前的战国时期，是中国古代最早的一部历史文献汇编。最早时它被称为《书》，汉代称《尚书》，即“上古之书”。2009年清华简中发现了部分早期版本的《尚书》。据清华简《西伯勘黎》所记，《尚书》所录为虞、夏、商、周各代典、谟、训、诰、誓、命等文献。其中虞、夏及商代部分文献是据传闻而写成。但“典”应是对重要史实或专题史实的记载。伏生的《尚书大传》是对《尚书》的解释性著作，其成书时间无法确定。《大传》曰：“璇玑者，何也？传曰，璇者，还也，玑者，几也，微也，其变微微，而所动者大，谓之璇玑。是故璇玑谓之北极。”
司马迁主张璇玑玉衡就是北斗七星，《史记•天官书》上说：“北斗七星，所谓‘璇玑玉衡以齐七政’。”七星之名最完整的记载，始见于汉纬书《春秋运斗枢》，它把北斗七星的名称与璇玑、玉衡联系起来：“北斗七星第一天枢，第二璇，第三玑，第四权，第五玉衡，第六开阳，第七摇光。一至四为魁，五至七为杓(柄)，合为斗。居阴布阳，故称北斗。”《说苑》则说：“璇玑谓北辰﹐勺陈枢星也。”《周髀算经》称北辰皆曰璇玑，而《星经》又有不同的说法：“璇玑者谓北极星也﹐玉衡者谓北斗九星也。”从以上诸说来看，《舜典》所记之“璇玑”基本上没有离开北斗绕极形成的北辰圈范围。
据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武家璧博士考证，狭义的《尚书》仅指《虞书》。《尚书序》孔疏引马融曰：“上古有虞氏之书，故曰《尚书》。”《虞书》包括“二典三谟”（《尧典》、《舜典》、《大禹谟》、《皋陶谟》、《益稷》），据《孔传序》云：伏生以“《舜典》合于《尧典》，《益稷》合于《皋陶谟》”，则《虞书》实际只有《尧典》、《大禹谟》、《皋陶谟》三篇，这就是《墨子•明鬼篇》所称《夏书》以前的《尚书》[1]。可见考证《舜典》的年代，只需关注《尧典》即可。关于《尧典》的年代，从唐尧到西汉，众说纷纭。直到1941年，古文字学家胡厚宣发现甲骨卜辞中的四方风名与《山海经•大荒经》中的四方神、四方凤及《尧典》中的四时记载相符合，指出《尧典》所包含的史料或早到殷之武丁[2]。这一重要发现使《尧典》所记内容的真实性得到了学术界更多的认同与支持。
二、天文演算追溯璇玑年代
武家璧认为《尧典》的最早写本可能在商代已完成，它保存了商代及其以前的天文历法知识，其绝大部分内容应源自上古。他根据西汉以前盛行的盖天说，据有关文献记载，采用地平方法复原了《尧典》昏星赤经，考据其年代为距今4200多年，与传说中的尧帝时代基本符合[3]。
近年山西临汾陶寺遗址天文考古取得可喜成果，学术界根据丰富的考古材料大都认定陶寺城址就是尧都，而且还将其与最早的“中国”相关联[4]。这样，就可以把我们对“璇玑”起源的探索引向陶寺。
大约在公元前2750年前后，天龙座α(中文名右枢)是肉眼能直接看见最靠近北极点的恒星。因此右枢星是陶寺文化时期的北极星。因此，武家璧根据陶寺古城的方位与中轴指极线推断，当年的陶寺人可能就是用“昼参日影，夜考极星”的方法来测定大地方位建造都城的[5]。陶寺之所以被学界公认为是最早的“中国”，就是因为那里被当时的邦国元首视为“地中”，居住在其中就是以“王者居中”而垄断与上天沟通的唯一通道，进而使得陶寺文化所代表的邦国成为“中土之国”。武家璧认为，王者热衷于追逐“地中”的原因是：上古盛行盖天说，认为平坦的大地之上最高的“天顶”即“天之中极”只有一个。对应“天之中极”的“极下”地区,就是“土中”或“地中”。《逸周书•作雒》：“作大邑成周于土中”，《书•召诰》：“王来绍上帝,自服于土中。(周公)旦曰‘其作大邑，其自时配皇天，毖祀于上下，其自时中乂。’”所谓“自时中乂”就是躬自践行“土中”致治之法，密近“天室”以“绍上帝”。于“土中”建国(都)，称为“中国”[6]。也就是说，在大地上与北天极（亦或北辰璇玑）对应的地方就是王者追求的“土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