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玛窦
【高潮】
高潮形成于17世纪下半叶至18世纪中叶。主要标志有下列几个方面
一、中国学成热门
这些西方传教士为了达到更有效的传教布道的目的，作了坚忍不拔的“知己知彼”的努力，对中国国情进行了可以说全方位的了解，不仅是典籍，对中国语言文字、历史地理、天文数学、科学技术、医学、农业、园林等等都进行了研究，著书立说，出版了不少具有开拓意义的著作，许多人因而成了了不起的学者。据记载，1682年，意大利传教士柏应理回罗马时，带回的在华传教士的著作达400多册。同时他们也将大量中国的各种书籍带回欧洲。如1794年法国传教士白晋回国时，光赠送给法国路易十四国王的中国图书就有300册。法国另一名传教士马若索为法国皇家文库收集了几千卷中国图书。在传教士写的著作中，语言文字方面的就有意大利人卫匡国的《中国文法》、西班牙华罗的《官话简易读法》、路易十四的顾问傅尔蒙的《中国文典》等；史地方面的如门多萨的《中华大帝国史》（1585，被译成多种语言）、冯秉正的12卷本的《中国通史》（1783）、特别是A·基尔契的影响最大的《中国》；法国传教士杜赫德包罗万象的巨著《中华帝国志》很受启蒙学者的欢迎。其他如哲学、天文学、医学乃至武术方面的书籍亦不在少数。
二、哲学家唱出最高音
17、18世纪是欧洲近代哲学的高峰时期，德国是这个峰巅的所在地：康德、黑格尔、谢林等这些如雷贯耳的名字都在德国。而莱布尼茨是他们的先驱。
莱布尼茨（G ottfried W ilhelm von Leibniz，1646-1716）是文艺复兴时的、具有多方面才能的学者，他是德国最重要的自然科学家、数学家、物理学家、历史学家和哲学家，狄德罗称之为德国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此外他还是外交家和科学活动家，曾创办了当时被看做世界四大科学院之一的柏林科学院，他甚至还应俄国彼得大帝的要求，帮助俄国建立了彼得堡科学院。欧洲人的进取精神在莱布尼茨身上表现得特别突出。你看他对遥远而陌生的中国表现出巨大的兴趣。他从21岁起就对中国进行孜孜不倦的研究，直到老死也没有停止过。在这方面他比黑格尔更有眼光。黑格尔只拘泥于对中国人国民素质的批评，而莱布尼茨则着眼于中国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及其发展潜力和前途。他的《中国近事》一书相当全面地阐述了他对中国的态度。在他看来，中国与欧洲正好代表了世界的两极。两地相较，可以说各有长短，无分轩轾：欧洲人长于思考，而中国人善于观察。他列举了一系列欧洲人最引以自豪的几个方面。这时他话锋一转，说：“然而有谁过去曾经想到，地球上还存在这么一个民族，它比我们这个自以为在所有方面都教养有素的民族更加具有道德修养？自从我们认识中国人以后，便在他们身上发现了这一特点。如果说我们在手工艺技能上与之相比不分上下，而在思辨科学方面略胜一筹的话，那么在实践哲学方面，即在生活与人类实际方面的伦理以及治国学说方面，我们实在是相形见绌了。”他认为，“人类最大的恶源自人类本身”，以至“人与人相互为狼”，这是最大的愚蠢。谁来匡正它呢？他认为唯有中国！因为“中国人较之其他的民族无疑是具有良好规范的民族”。他认为中国人尊敬长辈和老人；中国的等级观念不像欧洲那么森严，比如农民与仆人之间平等相待，相敬如宾，完全可以与欧洲贵族的所有社交礼仪相媲美。“而达官显贵之间的交谈也温文尔雅，从不侮辱对方，即使有愤怒之情，也不诉诸于辞色，而在家庭、邻里之间都保持着这种礼仪，这跟欧洲大不一样。”应该说，莱布尼茨在这里讲的未必句句都中肯。但他提出一个重要的思想，即各个民族都有优缺点，匡正缺点的最好方法是互相学习，取长补短。这无疑是正确的，即使用我们现代的尺度来衡量，也是站得住的。因此他提出：“相隔遥远的民族，相互之间应建立一种交流认识的新型关系”，“交流各自的才能，共同点燃我们智慧之光。”为此他给即将从罗马回中国的意大利传教士闵明我（M arie Philippe grim aldi,1639－1712）的两封长信中，向他提出了30个有关中国的问题，请他详细了解。这些问题大到天文地理、生产技术、医药卫生，小到养蚕方法、棉絮制作，直到推荐“几种值得欧洲人借鉴的舒适的生活方式”。他相信通过这样的借鉴，“我们的求知欲可以从中国人那里得到大大的激发。”
莱布尼茨把他对中国的态度传给了他的弟子沃尔夫（Christian W olf,1679-1754），沃尔夫也成了中国迷，发表文章，四处演讲。他因此而受到普鲁士国王的“绞刑”威胁，从而丢了饭碗。他是德国重要的启蒙学者之一。他把他的观点又传给他的学生康德。但康德这位18世纪德国最伟大的哲学家却不像他的两位前辈那样一味赞美，而是有肯定亦有所否定。
三、启蒙运动中的“中国热”
刚才提到的几位哲学家都是德国的。现在来看看欧洲另一个大国——法国的态度。
兴起于17世纪下半叶至18世纪上半叶的欧洲启蒙运动是反对封建贵族的专制主义统治，张扬人文主义精神的思想解放运动。客观上它为新兴资产阶级走上历史舞台作了必要而且有效的舆论准备，直接导致了1789年的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启蒙运动席卷了欧洲所有主要国家，但他的中心在法国。法国的启蒙运动以法国“百科全书派”为核心，包括狄德罗（百科全书发起者）、伏尔泰、卢梭、孟德斯鸠、霍尔巴哈、拉梅特里、爱尔维修、波维尔、魁奈等一批杰出思想家。他们提出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至今仍是人类共同价值观的基础。他们的关注点涉及各个领域。他们在思想领域的主要矛头是基督教统治，提倡无神论哲学，主张自然神论。
大家知道，文艺复兴挣脱了神的统治，确立了人的尊严。但是那时教会势力仍很强大，人们是不敢公开提出反对基督教、否定上帝的口号的。所以马克思说，人们只能“战战兢兢地请出古代的幽灵”，来为自己壮胆，也就是“借古喻今”的意思。现在启蒙学者们敢于公开这样做了。他们认为基督教用谎言蒙蔽了世人，掩盖了世界的真实面貌，把基督教统治的世界美化成世界上最好的世界，最文明的欧洲，因而他们无情抨击和嘲弄基督教神学的种种谎言，揭露欧洲的所谓文明。
百科全书学派们当时从传教士那里深入了解中国的情况，发现中国恰恰是个属于自然神论的国度，对中国很快产生“热恋”。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推伏尔泰（Voltaire,1694-1778）。他把中国视为人类社会最好的标本，说是“举世最优美、最古老、最广袤、人口最多而且治理最好的国家。”（《哲学辞典》）他用中国的历法驳斥《圣经》中的上帝创世说。因为《旧约》记载的创世年代是公元前3761年，而中国“整个民族的聚居与繁衍有50个世纪以上。”而且他认为人类文明、科学和技术的发展无不从中国肇始，并且早就遥遥领先。于是他以鄙夷的口吻嘲弄那些以最高文明自诩的基督教徒：当中国已是泱泱大国，而且治理有方的时候，“我们还只是一小撮在阿尔登森林里流浪的野人哩！”他称赞中国的历史记载“几乎没有丝毫的虚构和奇谈怪论，绝无埃及人和希腊人那种自称受到神的启示的上帝的代言人；中国人的历史一开始就写得合乎理性。”（“理性”是启蒙运动的一面旗帜）伏尔泰也高度称赞中国天文学的成就和神奇，说“世界各民族中，唯有他们的史籍持续不断地记下了日蚀和星球的交会。我们的天文学家验证他们的计算后惊奇地发现，几乎所有的记录都真实可靠。”伏尔泰把孔子的儒家学说看做他心目中的自然神论，认为这种以遵循自然规律为原则的“理性宗教”足以取代盛行于西方的带有迷信色彩的“神示宗教”。在伏尔泰看来，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不啻是道德的最高准则，应当成为每个人的座右铭。
这里有一段插曲。伏尔泰曾经结识了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大帝二世，一度成为好友，所以被这位大帝接到他的行宫——波茨坦“无忧宫”住了几个月。在伏尔泰的影响下，腓特烈大帝对中国产生了浓厚兴趣，于是在他的“逍遥园”里，在无忧宫旁边盖了一座“中国茶亭”，成为这个皇家园林里的醒目的一景。
百科全书学派的另一名主要成员霍尔巴哈（德国血统的法国学者，撰写的百科全书条目达376条之多）也把中国的政治伦理视为治国良策，说：“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将政治与伦理道德相结合的国家。这个帝国的悠久历史使一切统治者都明了，要使国家繁荣，必须仰赖道德。”因此他提出了“德治”的主张，并且号召：“欧洲政府必须以中国为模范。”狄德罗与上述两位的思路是相近的，他视线里的儒教“只须以理性和真理，便可治国平天下。”以此他把孔子与古希腊的圣哲苏格拉底相提并论，甚至认为荷马与孔子相比不过是“糊涂虫”。波维尔也把中国人的治国方略看做欧洲的方向，他指出：“如果中国的法律变为各国的法律，中国就可以为世界提供一个作为去向的美妙境界。”可见，法国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们都以中国为理想的坐标去构想欧洲的未来。
此外中国的科举制度也为百科全书学派们普遍叫好，认为铲除了贵族的世袭制，每个人靠自己的本事，“学而优则仕”。（当然欧洲的贵族也可以凭本事取得，如以往的歌德和当代的英国建筑师N·福斯特。）
启蒙思想家中有一支“重农学派”，又称自然主宰学派。这个学派主张以“自然法则”和“自然秩序”替代上帝的神权（这实际上是以卢梭为代表的启蒙学者“回归自然”观点的延伸。这在稍后德国浪漫派那里也得到反映，他们已经嗅到了工业化发展的弊端）。
欧洲的中国热在经济领域的表现，其高潮是18世纪60年代。他的创始人是法国的魁奈（Francois Q u e sn ay ，1 6 9 4 -1 7 7 4 ）。他于1 7 6 7年发表的《中国专制制度》一文,肯定了中国实行专制制度的合法性。此文使他获得了“中国的孔子”的声誉。他的《自然法则》一书强调“自然法则是人类立法的基础和人类行为的最高准则”，而“所有的国家都忽视了这一点，只有中国是例外。”在他看来，自然秩序是人类理性的依据，而人类理性又是人的自然权利的依据。他提倡以农为本，极为赞赏中国历代君王重视农业的政策，认为只有发展农业才能增加财富，贬低货币和商业资本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魁奈死后，他的学生继续鼓吹他的思想。
有一位重农学派的改革家叫杜尔戈（T urgot，1727-1781），一度当上法国财政大臣，一心想仿效中国，致力于发展农业的改革。那时他认识了两个中国留学生高类思和杨德望，两人正要回国，杜尔戈便挽留他们再待一年，以便让他们熟悉重农学派的思想和理论，并且交给他们52个调查提纲，对中国的经济、文化与历史等进行广泛的了解。这两人回国后根据提纲了解的情况定期向法国国务大臣贝尔坦汇报。同时在中国的法国传教士也根据重农学派的要求，收集丰富的资料寄回法国。在整个18世纪，中国的花木嫁接技术也传到了欧洲，推动了欧洲的园林建设。
总之，中国漫长的农耕文明积累了极为丰富的经验，对人类作出了宝贵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