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郊区丘园里的中国塔（1763）
【退潮】
自18世纪后期起，中国文化风由于欧洲人的殖民意图而被推了回来
凡事有兴必有衰。两种不同性质的文化“一见钟情”的单恋本来就预伏着危机。日久见人心。100年的时间说来也不算短了。随着资本主义的急速发展及其对世界市场的日盛一日的兴趣，欧洲人的进取心变成了咄咄逼人的出击姿态。这在以封闭性和防守型的心理为特征的中国统治者看来是忍受不了的，他的“天子”的无上尊严更不容挑衅。还在“中国风”吹得正盛的时候，就听到刺耳的不和谐音了。这就是1715年，当罗马教皇听说他在中国的传教士居然参加中国民俗的祭祀活动，断然下“禁约”教谕。本来对传教士的活动越来越不放心的康熙皇帝，岂能容忍这样的无礼，马上下达禁止传教士活动的谕令。传教士们当然就不会再有歌颂中国的热情了。只因此时启蒙运动正在兴起，才未被官方阻力影响总的趋势。
另一方面，欧洲的统治者本来想趁欧中之间长期以来发展的大好势头，进一步推动贸易发展，打开中国的通商门户。但18世纪60年代初，正当腓特烈大帝受了伏尔泰的影响，满怀对中国的憧景，模仿孟德斯鸠的《波斯人信札》写完了他的书信体小说《中国皇帝的使臣费希胡发自欧洲的报道》，攻击了一番罗马教廷，赞颂了一番中国。他以为这无疑是一件给中国皇帝的上好的见面礼。没想到，当他向乾隆皇帝提出他的通商要求时，马上被拒绝了！这使腓特烈大帝对中国的热情骤然下降！他在给伏尔泰的信中写道：那些中国人“不过是些少见的古怪的野蛮人”，并说那位“当上了中国皇帝的满族人”乾隆是个蹩脚的诗人！腓特烈大帝这一态度的转变，标志着开端良好的中西文化交流关系的转折，也可以说是整个中欧外交关系的历史性转折。因为，腓特烈大帝的情绪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欧洲那些正走上殖民道路的统治者的情绪。
统治者的这种政治倾向实际上也被当时新的社会思潮所推动。自18世纪后期起，西方派到中国的多是新一代的重商主义者，他们对中国的古代哲学不再感兴趣，而对中国那些与西方文化不相容的地方则格格不入。因此他们写的考察报告都写负面的东西。例如1778年出版的德国哥廷根大学教授克里斯托弗·麦纳的著作《在华耶稣会士关于中国历史、科学、艺术、风俗习惯的论文集》对美化中国的论调进行批驳。法国的皮埃尔·索拉内特于1783 年发表的《1774—1781年东印度和中国之行》称中国人绘画“只知用刺眼的颜料乱涂一起”；说孔子思想也不过是一些“令人费解的事情、梦幻、格言警句和古老的童话与一点点哲理糅合在一起的大杂烩”。1793年英国派遣使团，说是为乾隆皇帝祝贺83岁大寿，却让他们写了三份考察报告，对中国进行贬损。这时启蒙运动已经过去，新一代知识界反启蒙运动者不乏其人，他们厌烦罗珂珂，而且把它与中国相联系。他们更反感启蒙主义者对中国的热情，而对那些来自中国的负面报道满怀兴趣，包括歌德、赫尔德一度都如此。
这样，由于欧洲人的召引而向欧洲劲吹了一个世纪的中国文化风，又由于欧洲人的殖民意图而被推了回来！
【结语】
一种文化，魅力昭昭，走出深闺，风情万种。坐等膜拜，时久魅收。留下血缘，再催新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