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不是“一宗宋儒”吗？宋学本来是和汉学对立的：宋学斥汉学为支离破碎，汉学斥宋学为空疏无物；清代中叶，宋学高踞堂庙，汉学风靡一时；汉学在学术上固占优势，而宋学却在政治上拥有权势，成为清代经学中的两大学派。曾国藩“一宗宋儒”，自然不会再“宗”汉儒；如今情况变了，同是以维护封建统治为主体的两个经学学派，不能“同室操戈”，互相轻薄了。自称：“余于道光末年，始好高邮王氏之说”（高邮王氏，指王念孙、王引之父子，是著名汉学家）<同治元年正月十四日《谕纪泽》。>。道光末年，时值金田起义，在农民革命的震慑下，为了“协力助剿”，需要“克己和众”<《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二。>，摒除门户之见，会通汉、宋之学，以加强本阶级的团结。又说：“乾嘉以来，士大夫为训诂之学者，薄宋儒为空疏；为性理之学者，又薄汉儒为支离。鄙意由博乃能返约，格物乃能正心，必从事于礼经，考核于三千三百之详，博稽乎一名一物之细，然后本末兼赅，源流毕具，虽极军旅战争食货凌杂，皆礼家所应讨论之事”<《复夏□夫》，《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十三。>。由“一宗宋儒”而“汉、宋兼容。”
清代汉学的开创者顾炎武原主“经世”，只是康、雍以后，汉学家渐离实际，但他“不行驾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曾国藩：咸丰十年九月日记。>，在治学方法上自和宋学不同。宋学尽管“卫道严而用心苦”，毕竟空疏无补时艰。面临“名教之奇变”，还需汉、宋之兼容，曾国藩叮嘱自己的儿子，汉学的名目可以不标，但汉学的门径不可不知，说“学问之道，自汉至唐，风气略同，自宋至明，风气略同，国朝又自成一种风气，不过顾、阎（百诗）、戴（东原）、江（慎修）、钱（辛楣）、秦（味经）、段（懋堂）、王（怀祖）数人，而风气所扇，群彦云集，尔有志读书，不必别标汉学之名目，而不可不窥数君子之门径”<咸丰九年四月二十一日《谕纪泽》。>。
汉、宋兼容，是为了挽救“名教之奇变”，他不是单纯从学术角度出发，而是从实际斗争的需要出发。封建名教的核心是礼，统治阶级一直标榜所谓礼治。汉学家恰恰在名物训诂中，“以礼为先务”，对古代礼制进行探索，他们纂修了《礼书纲目》、《五礼通考》，“自天文地理军政官制，都萃其中”<《孙芝房□议序》，《曾文正公全集》《文集》卷一。>，并“以扶植礼教为己任”。当“礼俗教化”正被革命的烽火涤荡之时，能不汉、宋兼容吗？所以曾国藩说，推本礼教，也“可以通汉、宋二家之结”<曾国藩：《复夏□夫》。>，在挽救封建名教的前提下，在维护封建礼制的“奇变”中，应该汉、宋兼容。
曾国藩尽管也看到了“逆夷所长”的船□，甚至仿制机器，但“购买外洋货物”，是为了维护清朝统治，仍旧植根封建。因此，西文、西艺可学，而西政则不可学。学习西文、西艺的同时，还必须“课以《孝经》、《小学》、五经及《国朝律例》”，“每逢房虚昂星等日”，还要“传集各童宣讲《圣谕广训》，示以尊君亲上之义”。西方的政治制度不可学，封建的纲常名教要维护。即使学习西文、西艺，也要课以封建儒经。这又说明统治阶级利用经学锢蔽思想，反映了封建势力的顽固性。
三
封建势力利用经学锢蔽思想，在当时学术界起过影响，过去借用今文、昌言变革的今文经学，也曾一度沉寂，转趋保守，邵懿辰、戴望就是明显的例子。
当初，魏源发挥《公羊》微言，讥切时政，也从事今文经籍和今文师承的探寻，写了《诗古微》，发挥齐、鲁、韩三家今文《诗》的“微言大义”，使《诗》复于西汉；揭露伏生所传的今文《尚书》，使《书》复于西汉，注意到今文经书的专门研究，但他们是为了议政言事，借用今文，从而“明今学之正”的，邵懿辰、戴望则不然。邵懿辰撰《礼经通论》，认为《仪礼》“本非缺佚不全之书，而大小二《戴记》文皆可依编附入”<邵懿辰：《致张鼎书》，见《礼经通论》附，张氏适圜丛书本>，使《礼》复于西汉。戴望初好颜元之学和古文经学，继受宋翔凤启发，肄习刘逢禄撰著，撰《论语注》，“欲求素王之业，太平之治”<戴望：《注论语序》，《谪□堂遗集》，宣统三年归安陆氏刊本。>。他们主要继承的是今文学派的某些治学方法，严守《公羊》义例，斤斤与古文学派争孔子真传，讲今文师法的经学统绪，和龚、魏不同了。
邵懿辰、戴望拘泥师法，似乎和现实接触较远，其实他们也不是真正为学术而学术。只要看邵懿辰与曾国藩“交二十余年”<曾国藩：《邵位西墓志铭》。>，见曾国藩“进官之速”而赋诗勉之<邵懿辰：《半岩庐遗集·遗诗·五言古诗》。>。等到太平军攻杭州时还说：“读圣贤书，所为何事，与其求免而辱，何如一死殉城，犹为心之安乎？”<马新贻：《奏为在籍京员守城殉节胪陈死事情形恳恩□部议□折》，见《半岩庐遗集》卷首。>戴望也“夤缘入曾湘乡偏裨之幕”<李慈铭：《越缦堂日记》同治十一年五月十六日。>，为曾国藩所罗致，在其所创设的金陵书局校勘经籍，并劝曾“功名成就，急流勇退”<马叙伦：《石屋余沈》第161页。>。他们和曾国藩都有渊源，当然受到曾国藩的思想影响。可知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后一段时间，曾国藩“汉、宋兼容”，捍卫旧制，连今文经学家也为之笼络。这种情况，伴随着洋务“新政”的破产而发生了变化。
四
今文经学主“微言大义”，以议论见长，中法战后，它又呈现活力，康有为领导的变法维新运动，就是运用今文经学“变”的学说，作为理论依附的。
康有为生长在遭受资本主义侵略和接触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最早的地区。从1879年起，他开始了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历程。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康有为鉴于“马江败后，国势日蹙，”而趁入京应试的机会，第一次向光绪皇帝上书，要求改良政治以挽救国家的危亡。但这次上书为顽固派所阻，康有为且备受守旧分子的嘲笑和攻击，这曾促使他考虑：要“学习西方”，还需从中国传统的封建学说中找寻根据，否则就不能“耸上者之听”，也不易“鸣其友声”。
康有为上书不达，回到广州，遇到了今文经学家廖平，在廖平的启示下，察觉陆、王心学虽“直捷明达，活泼有用”，但不及今文经学的“灵活”；佛教哲学虽讲“慈悲普度”，但“与其布施于将来，不如布施于现在”。今文经学中确有可资汲取的东西。今文的“三统说”，讲夏、商、周三代制度各有因革损益；“三世说”说“乱世”可进至“升平”、“太平”。二者相揉，正可说明：制度不是不变， 而是可变的；要进至“太平”，就要“因革损益”，只有“因革损益”，才可进至“太平”。
这样，康有为以讲学为名，援用今文，写了《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前者对当时学术界占统治地位的“汉学”、“宋学”两大学派进行根本性的抨击，说他们崇奉的经书只是“伪经”，不是真经；古文经学不过是“新学”，不是孔子真传。其作用在“破”，也就是说，在学术上推翻古文经学“述而不作”的旧说，在政治上打击封建顽固派的“恪守祖训”，为扫除变法维新的绊脚石准备条件。后者以孔子以前的历史，是孔子为救世改制的目的而假托的宣传作品，都是茫昧无稽的，中国历史，从秦汉以来才可征信。孔子创立儒教，提出一套他自己创造的尧、舜、禹、汤、文、武的政教礼法，作六经以为“托古改制”的根据。其作用在“立”，也就是尊孔子为教主，用孔教名义提出变法维新的主张，把孔子装扮成“托古改制”者，作为变法改制的张本。他把改良主义思想同儒家今文学说结合起来，有着新的涵义。
康有为过人之处，就是把今文经学进行改造，把资产阶级所需要的东西，诸如民权、议院、选举、平等等，附会到孔子身上，把孔子视作“制法之王”。他在“学习西方”之后，在今文经学中注入了新的内容，对儒家学说作重新解释，建立了变法运动的理论体系。达种“逆乎常纬”的反抗，是对维护封建专制制度的传统思想的大胆冲荡。因而，他不但超越和不同于清代复兴的今文学派和鸦片战争前后龚自珍、魏源的借经议政，并且和曾经予康有为启发的廖平以及讲今文、言变法的皮锡瑞不同。他不是立足于学术，而是着眼于政治。他和廖平、皮锡瑞之间的不同，是经过资产阶级改造了的经学和封建经学之间的不同，是改良主义思想渗入了的今文经学和传统的今文经学之间的不同。
经学，本来是封建文化，到了十九世纪末叶，欧、美好多国家步入资本主义已一百多年，它早落在时代的后面。但在帝国主义侵略、民族危亡之际，康有为却想移殖“催生”，论政言变。甲午战后三、四年间，报刊林立，学会遍起，维新改革，蔚成声势，终于由自下而上的带有群众性的变法要求，汇为由上而下的政治改良运动，终于一度挣脱顽固势力的羁绊，赢得了“百日维新”的实现。变法虽然昙花一现，但历来当作封建政治宪法看待的儒家经典发生动摇，资产阶级民权思想开始传播，“家家言时务，人人谈西学”，知识分子得到一次思想上的解放。
然而，康有为却又是拿今文来对抗古文，拿孔子来对抗孔子，把孔子乔装打扮，拼命神化，使迷信孔子的人，信奉他所改装了的神化的孔子，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布衣改制，事大骇人，故不如与之先王，既不惊人，自可避祸”<康有为：《孔子改制考》，第267页。>，于是借用古人的语言，演出了历史的新场面。康有为要“学习西方”，要摆脱封建束缚，却仍摆脱不了传统思想的网罗，于是回过头来再到传统文化中寻找偏方，好象急病求医一样，援引的还是“孔子旧方”。这就反映了开始登上政治舞台的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也说明了封建传统影响是何等顽固，儒家精神枷锁是何等严酷！
五
还在维新运动掀起之时，封建势力就已嗅出康有为今文经说的“蛊惑民志”了。《新学伪经考》刚刚出版，即遭劾奏。强学会组织之初，张之洞也“频劝勿言”孔子改制；等到《强学报》以孔子纪年，张之洞更命人致电上海各报，申明“此报不刊，此会不办”<《同人公启》，《申报》光绪二十一年十二月十二日。>。梁启超在湖南时务学堂宣传康有为学说，湖南顽固分子也倍加攻击，说是“狂悖骇俗，心怀叵测”<叶德辉：《与南学会长皮鹿门孝廉书》，见《翼数丛编》卷六。>，叫嚷“人之持异教也愈坚，则人之护圣教也愈力”<叶德辉：《明教》，同上书，卷三。>。就是说，你要传改制的孔教，我要护封建的“圣教”。“紊乱旧章，不守祖宗成法”<《国闻报》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六日。>，“穿凿附会”，“伤理害道”，“是导天下于乱也”<孙家鼐：《译书局编纂各书请候钦定颁发并严禁悖书疏》，见于宝轩：《皇朝蓄艾文编》卷七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