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编写国语教科书。在五四时期的国语运动诸问题中，钱玄同“尤注意创编国语教科书”[20](p44)。1912年1月，章太炎在浙江教育会讲演时曾经表示：“将来语言统一以后，小学教科书不妨用白话来编。”[21]此后，尽管一些地方出现了个别白话文教材，但毕竟仍属局部现象，直至随着五四时期国语运动的开展，此事终于被章门弟子正式提上了议事日程。1919年3月，在“国语统一筹备会”召开第一次大会的时候，周作人、朱希祖、钱玄同、马裕藻等人就提交了《国语统一进行方法》议案指出：“统一国语既然要从小学校入手，就应当把小学校所用的各种课本看做传播国语的大本营，其中国文一项尤为重要，如今打算把《国文读本》改作《国语读本》，国民学校全用国语，不杂文言，高等小学酌加文言，仍以国语为主体”[22]，由此明确提出将“国文”改为“国语”的主张。这个议案在大会通过并呈交教育部。1920年1月，教育部正式通令全国：“自本年秋季起，凡国民学校一二年级，先改国文为语体文，以期收言文一致之效。”并以部令修改学校有关法规。4月，教育部又发通告，规定截至1922年止，凡用文言文编的教科书一律废止，要求各学校逐步采用经审定的语体文教科书，其他各科教科书也相应改用语体文。
与此同时，章门弟子还积极将这一主张付诸实践。由于在此之前，“全国小学儿童用的教科书都是文言文，‘国语科’还是‘国文科’，教育界的人们，大家还不相信白话文真有一天能够当教科书读的”[20](p44)，因此教育部虽然通令全国改“国文”为“国语”，但却因缺乏国语教科书的范本，一时难以普遍推行。有鉴于此，钱玄同深感“改良小学校国文教科书，实在是‘当务之急’”[23](p354)，所以不等教育部颁令，就于1918年在北京高师“第一次破天荒开国语教科书编辑会议”，商议编写国语教材，打算编成之后就在高师附小实验。“这件事，是中国创编‘国语’教科书之始”[20](p44)。在会上，钱玄同还被公推为编辑主任。这部教科书后来虽未能编成，但钱玄同、马裕藻、沈尹默等人还是成功编写了孔德学校的国语教科书，其中五六年级的国语课本，多半是钱玄同亲自编选的[17](p485)，在以后具体运用的过程中也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23](p354)。
总之，无论是从编订《国音常用字汇》，还是从编写国语教科书来看，钱玄同等章门弟子都积极运用其音韵学专长，精心主持各项工作，充分发挥了领导者的作用，为国语运动的兴起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作者：卢毅)
注释：
[1]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上）[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2]马勇编.章太炎书信集[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
[3]章太炎.国故论衡[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4]章太炎.章太炎全集（四）[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5]张勇编.章太炎学术文化随笔[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
[6]周作人.鲁迅的故家[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7]高天如.中国现代语言计划的理论和实践[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
[8]李宇明.清末文字改革家论语言统一[J].语言教学与研究，2003（2）.
[9]文字改革出版社编.清末文字改革文集[C].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58.
[10]章太炎.章太炎全集（三）[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11]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上）[M].北京：中华书局，1979.
[12]吴稚晖.三十五年来之音符运动[A].庄俞、贺圣鼎编.最近三十五年之中国教育（下）[C].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
[13]许寿裳.章炳麟[M].重庆：重庆出版社，1987.
[14]姜义华主编.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M].北京：中华书局，1993.
[15]钱玄同.钱玄同文集（四）[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16]王风.文学革命与国语运动之关系[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1（3）.
[17]钱玄同.钱玄同文集（三）[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18]王森然.钱玄同先生评传[A].近代名家评传二集[M].北京：三联书店，1998.
[19]全国国语运动大会会刊，1925（1）.
[20]黎锦熙.钱玄同先生传[A].沈永宝编.钱玄同印象[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
[21]熊梦飞.记录玄同先生关于语文问题谈话[J].文化教育，1933（27）.
[22]教育公报，第6年第9期.
[23]钱玄同.钱玄同文集（一）[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