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如何安置自己
20世纪中国的革命不仅仅是通过枪杆子获得政权，更重要的是人民的觉醒，从而产生强大的革命动力。要做到这一点，知识分子就不能只是从外部同情他们，而是首先要在自己的内部成为他们的一分子，然后才有可能去激发他们的内在动力。
要求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和立场转变，有其历史的合理性。一个以改造社会为职责的知识分子，如果不能和这个社会要求变革的最大多数人同呼吸共命运，尽管也同情他们、帮助他们，但仍会有隔阂，会有像鲁迅在《故乡》中所说的“隔了一层厚障壁”。20世纪中国的革命不仅仅是通过枪杆子获得政权，更重要的是人民的觉醒，从而产生强大的革命动力。要做到这一点，知识分子就不能只是从外部同情他们，而是首先要在自己的内部成为他们的一分子，然后才有可能去激发他们的内在动力。上个世纪50年代众多关于“土改”或“合作化”的叙述，批评“恩赐”、“包办”是常见的叙述内容。《山乡巨变》中“亭面糊”最典型的语言就是“搭帮共产党”，“政府做了主，还要我们想？”显然他还不能成为具有信仰和行动来源意识的主体——这才是中国革命的意义所在，而造成这种后果的原因，就是因为隔阂，不了解，不能从内部来思考和解决问题。从这个角度，我们会认识到柳青和《创业史》的伟大，只有真正的立场的转变，才能发现梁生宝身上的精神价值。柳青是真正地实践了《讲话》的精神。
对知识分子来说，这是一个异常痛苦、复杂的重建“感觉结构”的过程，世界观的转变，绝不是一朝一夕或仅通过理论和知识的学习就可以完成的。何其芳写于上个世纪50年代初的《回答》，“我的翅膀是这样沉重，/像是尘土，又像有什么悲恸，/压得我只能在地上行走，/我也要努力飞腾上天空。”体现了诗人复杂的心态。事实上，正是这种复杂性使许多文学作品具有极大的丰富性，可惜这样的丰富性在上个世纪50年代-70年代没有被仔细地保护起来，反而受到严苛的批评，而对纯洁化过于绝对的追求也使文学渐失生命力。90年代后，许多批评也关注这些文本的复杂性，不过，它们更多地被看成是意识形态对个人的压抑。
上世纪80年代的文学被认为是接续了“五四”新文学的“启蒙”传统，而“启蒙和救亡”，“文明与愚昧”也被广泛地用来阐释20世纪的中国革命，文学的“主体性”正被强调。考虑到80年代知识分子逐渐获得论述的权利，有理由相信他们正在构造知识分子/大众的二元对立来获取具有较高话语等级的启蒙者地位。思想改造、立场转变由是被叙述为知识分子受迫害的罪证。一方面对思想改造做最极端的解释，另一方面又在构筑自我的受难神话，农民在他们笔下又重归愚昧可笑。《陈奂生上城》这篇小说在当时获得的巨大反响，说明知识分子已成功挪用鲁迅的“国民性”批判的资源使自己获得合法性，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使自己和农民疏离。
文学的独立性正在高扬，但独立性背后却缺乏坚实的基座和博大的关怀。“创新的狗追着作家连撒尿的时间都没有”，这是一个著名评论家总结当时状况的话，喧嚣一时的所谓“先锋写作”，在今天看来毫无价值。大概是上个世纪90年代初，王安忆写了《乌托邦诗篇》，后来，又写了《英特纳雄耐尔》，写的是陈映真，一个在岛上胸怀世界的人，有信念的人，她希望追随，却又追随不到，只剩下怀念。也是在90年代初，贾平凹写了《废都》，那是怎样的精神溃败后的绝望。
大致是2004年，“底层文学”开始引人注意，近几年更是成为热门话题。这说明作家在重新思考知识分子和底层的关系，思考如何安置自己的问题。当“底层文学”成为一种时尚题材，或表明某种道德优越和政治正确，而缺少某种理想和精神时，“底层文学”的危险就开始临近。套路相似的“底层文学”的苦难化叙述，意味着作家底层经验的贫乏。也许，问题的核心不在“写什么”和“怎么写”，而在于作家和底层的关系。有研究者讨论“底层经验的表述”，其实这就是文学和生活的关系问题。因此，有必要重温我们熟悉的那些作家，如丁玲、赵树理、柳青，他们是如何处理这些问题的。丁玲是参加土改工作队的，赵树理和柳青更是直接把家安在了农村，和农民生活在一起。在观察、了解农民的同时，也敞开自身，这才有真正的思想改造和立场转变，也唯有这样，才能写得出真正的“底层文学”。
现实循着自己的逻辑发展，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课题。历史是回不去了，但并非全无用处，有时它会在我们以为快要忘记的时候，突然闪过一道光，照亮我们。
（萨支山，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副研究员。著有专著《当代文学研究》等，与人合作主编“话题”书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