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聆听父亲》和《认得几个字》出版后，台湾作家张大春已经为内地读者所熟悉。但张大春的十八般武艺其实还远未展露出来。梁文道称张大春为小说家中“武器最齐备的侠客”，然而他赖以成名和为世人惊叹的小说功夫，直至今日才真正让内地读者领略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终于将张大春的成名作——小说集《四喜忧国》引进出版。
《四喜忧国》的出版是张大春真正意义上被大陆引进的第一本小说。小说集里不但包含台湾版的所有7篇小说，另外还增添了6篇小说，基本囊括了他初期的成名代表作：得到第九届时报小说甄选首奖的《将军碑》、《四喜忧国》、早期的《悬荡》、《鸡翎图》等，一篇篇热闹又有门道的短篇作品。此外，张大春还专门为内地版撰写了一篇精彩的序言《偶然之必要》。
张大春在序中说《四喜忧国》这个故事来于一个偶然：有一天，张大春走访一位失散多年的老友，发现他的旧居已经残破不堪，家徒四壁，这个场景给了他极大的触动，于是有了《四喜忧国》的写作。有这两句话对他的创作有很重要的启发作用。第一句是：“如果忘了，就不重要。”第二句是：“创作是善等待的。”诚如梁文道的一番比喻，张大春这位小说侠客的每一样武器抛出来都能克敌制胜，且极尽炫目。也有许多评论家干脆给张大春贴上了“炫技”的标签。张大春说他确实曾经在小说中“很真诚地炫技”。
张大春：说我作品不深，绝对是笨蛋
华西都市报：梁文道称你是小说家中“武器最齐备的侠客”，因为你的写书风格太多元了，有人认为你对自己的作品没有感情，写完一本就忘记了，再尝试其他风格？
张大春：任何一个作者都没有办法避免，写完一部作品大概就有另外一个召唤，另外一个召唤不见得是另外一部作品。任何一个作者都永远没有办法停顿在自己已经写过的作品中——像我自己写的书，我连给自己保留完整的一套都没有。这样说起来，看起来是对自己的孩子不好，我大约在每一本书进入到一校(校对)程序的时候会看一看，到二校以后，这个书就跟我无关了。
华西都市报：因为太会用技巧，有人批评你“聪明而不深刻”，你怎么看？
张大春：一旦这个作品只要是对某一特定读者有说话的能力，就有可能对这个读者产生深刻的意义。如果我的作品被称为不深刻，华语社会没有一部深刻的作品。我可以很坦白地讲，我在台湾的确曾经出过几本畅销的书，比如说《大头春的生活周记》，非常典型的被称为顽童的作品。表面上嬉笑怒骂，而内在最具有深刻意义。所以我觉得有任何一个人说我的作品不够深，绝对是一个笨蛋。
华西都市报：《四喜忧国》封面上写的是“小说家张大春来了”，您怎么定义自己的小说家身份？
张大春：我从来没有这么定义过，比如别人叫我小说家，或者叫我电台主持人。我从事的工作确实很多，有人叫我老师，主要来自于我持续从事的工作。比如我每天在写字，你不可以叫我书法家，我是个每天练书法的人而已。
华西都市报：你经常在微博上发一些旧体诗，年轻人对旧体诗已经很陌生了，你怎么会想到写旧体诗呢？
张大春：我大概念高中的时候，对旧体诗有兴趣，我父亲也有意无意希望我从这条路上找到一个“出路”。我大概就是从十多年以前，努力地从许多诗话里面找寻中国传统诗人在技术上、艺术上、思想和感情上是怎么样跟语言发生互动的。整个过程使我累积下来了大概有几千首诗，一开始手写，后来把它改到电脑上。因为每一句都想改，于是一口气烧掉400多首。当然烧掉的那一批诗我经常怀念，可是它在我后来的写作上会变成更大的动力。 华西都市报记者胡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