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昌艺术网讯) 4月底，由广东美术馆馆长王绍强策划的展览“我爱阳光与花朵——郑爽作品展”在广东美术馆开幕。展览以时间为线索、郑爽自述的形式铺展开来，展出了郑爽的版画、水彩作品约130件，是郑爽整个艺术生涯的集中展示，呈现了其平淡而深刻的艺术面貌。作为展览活动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5月12日在广东美术馆3号展厅举行了郑爽作品展座谈会，此次座谈会由中山大学教授杨小彦主持，邀请了广州美术学院党委副书记黄启明，广东美术学院教授潘行健、李全民、吴武斌、宋光智、蔡拥华、樊林、齐喆，广州美术学院美术馆副馆长胡斌，广东美术馆研究员孙晓枫等嘉宾。会上，各嘉宾各抒己见，由展览的内容出发，诠释郑爽本人及其作品，从学术上到郑爽的品格上进行一种系统性的探讨，所延带出来的讨论也是对展览本身的意义补充。
座谈会嘉宾合影
座谈会现场
坚守立场形成艺术魅力
杨小彦：在纷繁多变、急流险滩的世界当中，郑爽老师这么多年来一直在坚持着非常重要的审美立场，她坚持不变的情操这是非常难得的。她对艺术的追求让我们明白，艺术的魅力如何在一个艺术家身上成为一个长久的记忆，成为一种长久的坚持。今天参加座谈会的都是老同学，老朋友，或者是郑老师的学生，所以大家可以畅所欲言，亲切地回忆过去的岁月，谈谈各自的感受。
态度贯穿人品与画品
黄启明：我从三方面谈谈我的感受。首先是郑老师的生活态度。她热爱生活，热爱大自然，有人文情怀，在经历过大时代的洗礼，所谓大时代包括战争、革命、运动，也包括改革开放的过程，她仍坚持积极的人生态度，所呈现的纯净画面就是她人生态度的反映。
其次是郑老师的创作态度。郑老师的创作起变化的时间应该是改革开放以后，画面开始呈现出明显的个人风格。当时的社会背景是各种艺术思潮、西方的艺术观念和对自身传统的认识等交织在一起，一个很模糊的状态下大家都在摸索、判断。但是郑老师对于传统人文的思想审美的坚守，对于造型、语言的坚守，使她的作品面貌始终有人文的精神、人文的情怀，如诗一般地表达。另外，郑老师在水印木刻的创作过程中尝试用不同的材料和方法，其作品崭露出创新性。
最后是郑老师的教育态度。“教书育人，读书明理”的思想、对人文精神人文的认识与追求一直贯穿郑老师的整个教学过程，郑老师在教育还具原创精神，对继续创作的坚持为探讨集体创作提供了一种可能性。
郑爽作品展展览现场
“阳光”的理念与品质
李全民：展览题目“阳光与花朵”，实际上“阳光”代表一种积极向上的坚持与力量，我跟郑老师学习中，她的一点一滴都带领着我们，包括审美，艺术的高度，艺术的举动，创新的能力等。当时美院里最原生态的就是郑老师，敢于为理想奋争的闯劲给我们很大的鼓励。在其作品中，花朵是美好的事物，美好在她的追求之中。郑老师也带给我一个非常重要地理念：我们生活中有很多悲伤的经历，但是我们不要把被这些东西打败，不要每天存在于一个没有正义的世界里面，我们要通过我们艺术家的手段来打造美好的崇高的阳光的东西。不仅身体力行地教学，郑老师对技术的问题也非常重视，甚至找人去研究过水印纸的酸碱度，包括颜料。所以，我想郑老师这么多年来，在技术上坚持高品位的创造能力，不断超越自己的这份努力，给版画系建立了一个很好的标准。
对生命与自然的从心礼赞
樊林：我们看郑老师的作品的时候首先是一个感叹，我们会坚信一个看法，从画面上看，郑老师这些作品都是内在的对生命的赞美，所以我觉得这一批画一百多幅画看下来，我个人保持一种新的价值。我从学艺术史的角度看这几十年间的流向发展，会发现很少有艺术家能摆脱政治的影响的局面，真正发自内心地去创造图像。对于每一个艺术家来讲，创作是持续不断地描述心灵本身，通过图像来呈现。真正艺术家，他能用其双手把自身的复杂性在心中内化而展现。即使在今天观念艺术的时代，艺术家的创作也来自于大自然的激发，也源自于生活的涌动。某种意义上来讲，之所以各个年龄层的观众都非常愉悦地穿梭在这个展览的展厅，不断地拍照，不断地发出他们的声音，是因为活动的人们接受大自然的这种刺激，内心也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图像。所以我们回过头来看郑老师的创作，都是以大自然的美为起点，在这个起点的过程当中，记忆力、感受力、想象力、理解力共同作用，并通过笔触、色调和水印，把虚实和繁简关系都处理得很好。这个手段很特殊，因为很多男性艺术家不是这样子做的。我觉得还可以继续深化，就是关于心灵图像的说法，看是否可以将作品发展的时间段和郑老师的具体的处理步骤做一个研究，在未来进行梳理。对于木板的创造手段和生活之间的关系的长期观察，郑老师应该是一个很难得的个案。
郑爽作品展展览现场
描绘内心化的“阳光与花朵”
潘行健：我觉得在这多元也杂乱的时代下，郑爽老师的审美立场是一种对艺术的坚持。我们这一代人多多少少也在坚持，落在郑爽的身上某些方面更典型一点，她这种坚守的状态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是来自不易。展览主题“我爱阳光与花朵”，实际上是“我”心中的阳光与花朵。其实郑爽老师经历过很多的艰苦，但她并没有选择表现苦难本身，反过来她能够在苦难里筛选出开心的东西、鼓舞的东西，从而表现出欢乐与光明。这种选择并不容易，我觉得这是一种气度，这也是一种坚守。
另外一个是发自内心。郑爽把平凡的生活边线得光辉璀璨，已经超越了技法和审美的层面，她让平凡的生活走近了心里，变成了她内心的感情寄托，把自己心里的阳光和花朵表现出来，这是一种境界。郑爽说了一句很感动人的话：‘我做不了一棵大树，我就做路边的小花小草。’她表现的青草、花朵、阳光、雨露不是客观意义上的东西，是真的从内心走出来的，成为她的人生态度、人生追求，我相信阳光和花朵永远在郑爽的心中。
纯净地追求“美”的性格
吴武斌：看到郑爽的阳光与花朵，我认为是性格、民族态度的体现。冥冥中有安排，她经历了从国家整个的变化到家庭的整个变化，在这个过程当中，她继续阳光，她的画也丰富，体现她的整个主调，我内心更喜欢阳光下的意义。另外，郑爽的画是阳光与花朵，“美”里体现出一种很纯净、很纯洁的东西，这是很难得的，这种感觉是从心底呈现的。
郑爽作品展展览现场
东方水印与西方色彩的融和
蔡拥华：作为郑老师的学生，我回忆一下往昔。第一，郑老师以前教书时多次提到李桦先生，古元先生，黄永玉先生，这三位先生不同的风格魅力对其有重要影响。第二，郑老师毕业后选择了做水印，来到广美，她看到南方的润湿潮湿的天气对水印木刻印制的优越性，看到南方充满着花朵，看到的是美好的东西。郑老师一直在为中国的水印木刻奋斗，保持东方的传统，使这种东方文化在艺术界里面能够开出一多比较美丽的花。在那个主题创造和思想至上的年代，郑老师对一些花花草草的热爱，对小动物的关爱，在她的大爱里面体现其对艺术的本质美、形式美的追求。第三，郑老师对题材的选择非常的高，体现在从花草从静物的选择上。第四，郑老师是一个特别勤劳的画家，天道酬勤，志趣高远。郑老师对版画的水印跟色彩很在乎，比如通过不同媒材的尝试，找出对版画视觉更好的表达形式，更好地把东方传统的水印木刻跟西方的色彩结合。第五，郑老师有一种比较开明的教学思想，她以一种启发式的教学，比较好地把学生的兴趣调动起来。最后，郑老师创造出一种清新高雅的格调，跟她的内心修养是离不开的。因此我看郑老师的作品，如《黑牡丹白牡丹》，一种雍容华贵、暗香浮动，有像《洛神赋》里面所讲的凌波微步的那种潇洒和奇妙的感觉。她把中国传统的水印木刻推导一个新的高度，我们传统的民间木刻变成一个新的艺术作品。
版画界的一个独特印记
宋光智：我认为，郑老师的画中对生活的理解很深刻。郑老师在中国的美术史上在中国的版画史是很重要的一位美术家，在中国的水印版画界是一面旗帜，她的作品构建了她的一个体系，无论是她的品质，从她的创造手法，以及她最后呈现的艺术效果，有着独特的印记，做出了很重要的贡献。
另外一个就是我感觉郑老师天生就是做手艺的，这是一个作为一个艺术家的天才。郑老师有着女艺术家独特的敏锐力，她从女性地角度来理解一个花对一个树木。从郑老师的作品里，我们感觉到一种远离喧嚣，与生活过滤的感觉。刚杨老师说的，她的审美坚定的立场，她一直保持着一种非常好的生活状态，这给我很深的感触。广州美术学院成立60多年了，就是靠一代人一代人积累下来的。广东美术馆的基石，就是艺术家一块砖一块砖砌起来的。看到郑老师的作品，有一种时光穿梭的感觉，人生当中有很多的事，你每天想着烦恼的事你就变得抑郁，但是你想着快乐的事你就变得很阳光。
郑爽《黄土高原的春天》 1959年 版画 38*28cm
郑爽《竹林小学》 1962年 版画 26*31cm
郑爽艺术发展的脉络梳理
齐喆：这些年我跟郑老师交往比较多，我对郑老师的版画做了专门地研究。任何一位艺术家的艺术面貌的形成都有其发展的过程，我想梳理一下郑老师的发展脉络。
郑老师的初中毕业创作受黄永玉先生《阿诗玛》组画的影响，在宣纸上印了《马兰花》这幅水印木刻。当她进入央美版画系后，受李桦先生、古元先生和黄永玉先生三位先生影响较大，在本科积累了很多。如《我的木床》、《春日》这些作品都体现了郑老师在坚持中国传统特有的水印木刻方式的同时，结合了西化的色块叠压的方式，也就是说经过这五年，中西艺术语言的有机融合，交织在她的艺术生涯中。这个跟郑老师的家庭背景有关，她的父亲曾留学英国学建筑、绘画，从小的视觉经验决定了郑老师的审美构架和西化的审美构想。到1981年开始，郑老师的艺术面貌基本成形，此后发展进步到1984年的《黑牡丹白牡丹》，她通过探索逐步形成个人的语言。郑老师的水印语言形成于1989年的《百合花之夜》，此后，其作品的平面出现了大量的黑色块，色彩叠印等等，就是我们今天所熟悉的郑爽水印木刻的面貌。
我们都关注郑老师的花和猫，但不能忘记她最主要的作品是人物作品。刚才樊林教授刚才讲的一点，女性艺术家的作品用作品去分析心灵图像，更具有精神图示的的意义。郑老师的人物作品大致可分为四类：一是主题性创作，从学生时期最早的《妈妈上班了》《阿姨胜妈妈》这些不为人熟悉的作品，到回归美院时期的《南海民兵》、《鹿场的早晨》等这些都是主题性创作;二是一些画中人物只作为大场景的点缀的作品，包括《《黄土高原的春天》、《五指山茶香》、《竹林小学》等;三是一些历史文化名人的影像，比如《南越王赵佗》、《林则徐》、《周总理》等;四是女性题材作品，从1960年创作的《阳光与花朵》，到1962年又刻了《南国的幻想》，1983年的《黄昏》和1984年的《龙的传人》等等带有自画像性质的一系列作品中，我可以看到她忧伤的时刻，也可以看到她柔情似水的一面，当然也有刚强的一面。
我要谈的最后一点是，郑老师在1962至1963年留在中央美院读研究生期间，做的最主要的创作就是为工人业余作家梁泊描写东北小兴安岭的猎人生活的23篇小散文组成的《山野猎踪》做书籍装帧设计。从封面到插图都是郑老师独立完成的，书籍版式设计新颖，很早就采用了跨页等形式，插图语言面貌独特，题材覆盖人物、风景、动物。我们今天看，当时一本小书，她花这么大的精力做设计，而且做出来的水平我们今天来看还是比较时尚的。
郑爽《南海女民兵》 1974年 版画 33×35.5cm
郑爽《都是好猫》 1996年 版画 24.5×29cm
历史的结构中看联系与差异
胡斌：我从自己的角度，谈三个方面的看法。郑老师是与新中国成长起来的艺术家、版画家，如何把郑老师放在历史的结构当中，看到她与每一个时段的关系和差异，这是我们走进一个艺术家个体的时候应该要思考的问题。
一、我想说的是抒情风和版画风的转化。郑老师从50年代到80年代，我们看到她的一些作品和时代的关系。首先50年代，我们回顾中国版画史的时候必然会提到《阿诗玛》，包括延安时期的作品;新中国成立以后，开始出现了一些很抒情的作品。这时候看到一些小动物题材的作品，这跟历史发展是相吻合的。有意思的是，艺术界的抒情风很快就过去了，后来艺术的抒情风是受批评的。再到八十年代吴冠中讲的形式美，这个是我在讲这样一个历史线索正增长的一种关联，郑老师八十年代的作品在精神脉络和思想风格趋向方面并不是说有一个很大的变化。
二、我对文革时期，包括毛泽东时代的绘画的女性形象有一定的观察。女性的造型、肢体语言、手脚等，很显然偏于一种健硕之美，即女性男性化的形象。在毛泽东时代女性柔美的形象并不是很通行，并不是因为你是女性的身份就会特别凸显一种柔美的气质。我看了郑老师的人物塑造，我觉得最带有那个时代的主题特征可能就是1974年《南海女民兵》，这就不是黑黝黝的皮肤，不是特别强健的，还是非常具有女性的美感，而不是男性化的英雄的形态的。一般来说，70年代的女性形象和毛泽东时代的女性形象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可以看出郑老师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她的坚持和她的趋向是比较一致的。
三、谈一下郑老师的风格和语言。郑老师的作品是很自然的风格，我觉得她的水彩里还是有一些不是特别明显的印象派的特征，阳光体现得比较多一点。另外一个特点是富有民间的剪纸的感觉，从作品中的猫、花、窗等可见一斑。还有一个就是具有西方的抽象构成。在她的创造历程中，有很多的自然因素在一起，不是那么的明显，潜移默化地很自然地表现出来。
郑爽：我的画是一些小花小狗小猫小草，我就是情不自禁地去画花花草草。我有一种愧疚，就是没有好好完成版画应该完成的任务，现在大家不再提起战斗的东西，但在我作画的年代里版画是一个主流的工具。现在时代不同了，虽有愧疚，但是我知道这些画的确是促进内心真实的感受，对世界对大自然对一些小生命是特别有感情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