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发本次展览的重要作品《国画人物写生的教学问题》手稿局部
(雅昌艺术网讯)2015年7月4日下午3时，由武汉美术馆主办、中国美术家协会•蒋兆和艺术研究会支持的“我法——蒋兆和绘画艺术研究展”于武汉美术馆1、2、3号展厅展出。本次展览以“我法”为题，以书法长卷《国画人物写生的教学问题》(对彩墨画的素描教学在观点上的一点商榷)为中心，共展出蒋兆和雕塑、书法手卷、水墨人物作品以及文献照片原版画册等作品50余件，其中包括蒋兆和代表作《流民图》图稿。展览分为“1921-1936 全面的艺术准备期”、“1936-1948 水墨人物画盛期”、“1949-1978 新生与困顿交替”、“ 1979-1986 淡泊的夕照期”四个阶段，全面展示了蒋兆和各个阶段的艺术作品与当前取得的学术研究成果，梳理一条了解蒋兆和艺术、了解20世纪中国人物画艺术的有效路径。
开幕式现场
开幕式现场话剧表演
展览以蒋兆和1956年书写的书法长卷《国画人物写生的教学问题》(对彩墨画的素描教学在观点上的一点商榷)为开端，此件作品长达19米，字数过万，这样一气呵成的书法手卷在蒋兆和艺术创作中并不多见;且整个展览以这幅长卷为发端，作品与文中观点互为印证。策展人吴洪亮谈及这幅高27厘米、长19米的万言书法长卷时称，“在品读蒋先生的书法之外，其内容更是20世纪中国美术史、乃至美术教育史上的重要文献。从中可以看到一位有态度的艺术家、有责任心的老师在以自己的方式表述理念、传递技法”。武汉美术馆馆长樊枫更具体地指出，“这幅长卷，与其说是一件书法作品，不如说是蒋兆和先生对艺术、对人物画的毕生思考，对艺术教育的经验总结的具象凝结。它不仅体现了蒋先生在当时时代中对人物绘画的不断深化总结，也包含了他对中西结合的深刻体会，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蒋兆和 《国画人物写生的教学问题》(手稿) 27cm×1945cm 1956年
蒋兆和 《国画人物写生的教学问题》(卷中)
蒋兆和 《国画人物写生的教学问题》(卷尾)
谈及举办本次展览的初衷，樊枫介绍，武汉美术馆每年都会挑选一位二十世纪艺术大师举办相关的学术研究展览，从齐白石、刘海粟、关山月，到赖少其、何香凝、华君武，以及今天举办的“蒋兆和绘画艺术研究展”都希望从被美术史忽略或者深层研究尚未触及的角度对这些大师进行解读。此次挑选蒋兆和先生的部分作品进行“我法”的主题展览，当然有各方面的主客观契机，更是因为蒋兆和先生在中国画的中西技法结合上所产生的重要作用，在徐蒋体系中所发挥的积极的实践意义，以及中国美术教育和现代中国画创作模式中所产生的深远影响。
策展人吴洪亮在开幕式现场
武汉美术馆馆长樊枫（左一）在开幕式现场
艺术理论学者刘曦林在开幕现场
吴洪亮在为展览主题解说中指出，“我法”的理念源于“黄山画派”巨子梅清的“古人在我”。石涛也说“我自用我法，借古以开今”，离我们近些的齐白石更提出“我有我法”。而从此次展览中展出的蒋兆和书画作品及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出，他试图确立的中国画人物创作的方法，不是简单地自我张扬，而是有我之态度的“我法”;是研究古今、探索东西、为我所用的“我法”;是结合自我、反复实践后产生的“我法”;是可以用于教学、传薪后人的“我法”。因此，再观徐悲鸿、蒋兆和此方面的其他表述，“徐蒋体系”的 “我法”其实是非常明确而务实的。徐悲鸿说：“古法之佳者守之，垂绝者继之，不佳者改之，未足者増之，西方画之可釆入者融之。”蒋兆和早年也提到“拙作之釆取中国纸笔墨而施以西画之技巧者，乃求其二者之精，取长补短之意。”
《流民图》原版照片
展厅局部
在吴洪亮看来，每一次的展览都会开启一段新的发现。这次展出的的书法长卷实为北京画院蒋兆和“尽写苍生”展览中“拾遗”所得，希望在徐蒋体系不断被讨论、被质疑或被褒奖的当下，藉长卷中近万言的鸿篇巨著引出对蒋兆和学术成就、教育成就的探讨。
据悉，本次展览自2015年7月4日展至8月23日。
展厅局部
展厅局部
部分作品：
蒋兆和 《一篮春色卖遍人间》 98cm×52cm 1948年
蒋兆和 《街头小子》 87.5cm×53.9cm 1937年
蒋兆和 《老父操琴岂奈何》 107.4cm×79.2cm 1939年
蒋兆和 《流浪小子》 117cm×82cm 1939年
蒋兆和 《卖线》(高仿品) 89×52厘米 1937年
蒋兆和 《卖子图》 113cm×80cm 1939年
蒋兆和 《乞妇》 85cm×49cm 1937年
蒋兆和 《战后余生》(高仿品) 112cm×84cm 1938-1939年
蒋兆和 《朱门酒肉臭》 88cm×61cm 1937年
蒋兆和 《自画像》 34cm×25cm 1938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