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牧：我对孔子的认识 他的影响是不能回避的(2)
对孔子历史地位及其学说的再认识
担负了这个社会职务,也促使我进一步思考孔子和儒学方面的事情。
正是由于复杂的历史因素,由于许多同志在党内多次政治运动中形成的“宁左勿右”的思维定式,对孔子的研究和评价,在新中国建立后相当长的时间里,成为敏感问题。许多人对此不愿或不敢涉足。鉴于贯穿大半个世纪的反传统思潮的扭转有一个过程,而且说老实话,我也是在接受这方面工作后经反复思索才逐渐加深了对儒学的认识,我在一些讲话中循序渐进地强调了三点想法。
第一点是强调孔子一些最基本的贡献。
无论对孔子如何评价,我认为他在中国历史上的存在和影响是不能回避的。出生在2500多年前,活了70多岁的孔子,当时就是博学多能的重要人物。他一生办了三桩足堪称道的事。一是创立了以“仁”为中心、有着深刻内涵和广泛外延、颇具人本主义色彩的儒家学派;二是整理编录古代典籍,集他那个时代之前中国夏、商、周三代文化之大成;三是创办私学,突破了在此之前“学在王官”的状况,扩大了知识传授,号称弟子三千,贤者七十有二。我以为,这三桩事都是具有开创性的。从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进程看,应当说孔子在春秋时代上下各2500多年之间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孔子作为大学问家闻名于当时。许多诸侯国的当政者,遇到重大问题,往往要请教于孔子。激烈反对孔子的墨子(稍后于孔),也说他“博于诗书,察于礼乐,详于万物”。我们称孔子为杰出思想家、伟大教育家、著名社会活动家,当不过分。
尽管孔子在世时并不得意,甚至曾厄于陈蔡,饿了肚子,而他在死后却大大尊荣起来,封王、称师、号圣。由汉唐到明清,中国的封建皇帝,无论是汉族或少数民族,都尊崇孔子,利用孔子;封建社会的良相能臣,乃至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都要从孔子那里吸取治世学问,寻找精神支柱和思想营养。这说明,孔子确立了一个影响深远的学派,留下了重要的思想资料。当然,孔子的学说,有正确的,也有谬误的;它对后世的影响,有积极的方面,也有消极的方面;后代对孔子的利用,有时起了进步的作用,有时起了阻碍的作用。不过,把这一切总起来看,不能不承认他对中国历史发展特别是思想文化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
还应当把孔子放在世界思想文化发展的大背景上来观察。古希腊师承相传的三位先哲——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号称欧洲文明鼻祖。孔子与之相比,不但毫不逊色,而且独具光彩。孔子的出生,更早于苏格拉底80多年,早于柏拉图120多年,早于亚里士多德160多年。东汉之后,孔学东传朝鲜、日本,南渐越南等国,长期成为这些国家的“国学”。17世纪以后,经利玛窦等传教士介绍,孔子和儒家学说又传播到西方,得到法国学者霍尔巴赫、狄德罗和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的称赞,对欧洲思想启蒙运动起了促进作用。孔子,与中国古代文明、东方思想文化体系联系在一起,是公认的世界古代思想文化巨人。孔子和孔子之学,是世界思想文化的一个重要单元。
在我国实行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在我们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开拓理论、学术、历史研究的新局面的大形势下,对孔子、儒学无疑应当正面直对,认真地加以研究。如果对之采取回避态度,中国的历史和思想文化的发展,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与世界文化的关系,就很难甚至根本不可能说得清楚。上述这些是我对孔子的第一点看法。
第二点是,要科学地广泛深入地研究孔子。
在中国历史上,尊孔是主流,但也有反孔的现象、反孔的历史时期存在。无论是尊孔或反孔,都有个共同的缺陷,即搞的是一点论,而不是两分法。我们现实的研究,不应当再步入“尊”和“反”的误区,要坚持实事求是,尊重历史,立足于孔子思想与活动的实际,把孔子作为科学探讨的对象进行深入研究。
研究孔子,当然必须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孔子的学说反映了当时统治阶级的利益和意志,孔子是他们的代言人和学术代表。但是,如果因此就全盘加以否定,未免简单化、绝对化。照这样的思维逻辑,很可能流于民族虚无主义。
研究孔子,还应当注重孔子本人的思想和实践同后世加在孔子身上的东西这两者的区别和联系。汉代五经博士塑造的孔子,宋明理学阐发的孔子,康有为笔下的孔子,乃至普通百姓心目中的孔子,与本来的孔子是不同的,甚至相去甚远。中国人解释的孔子与外国人解释的孔子,更是很不一样。利玛窦等西方传教士,用孔子的某些学说宣扬他们的教义;法国百科全书派认为孔子的某些学说近于唯物论和无神论;德国的古典哲学家却从孔子那里看到了辩证法。对于中外各种解释孔子者,应当加以系统研究,但不能把他们的解释当成本来的孔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