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精英意识”建立在对世俗的、流行思想的抵御而不是苟合上。它应当既是对“媚俗”的拒绝，同时又在对“媚雅”进行着拒绝，它拒绝伪化和矮化，对下滑的力量进行着个人的抵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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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出找回文学“精英意识”，我想我也许会面对“你以为你是谁”的诘问。在大众文化全面勃兴的今天，这样的诘问有其合理性与合法性。但恰是因为我们处在大众文化或曰世俗文化勃兴，“娱乐至死”、媚俗成为某种集体诉求的时代，恰是因为文学式样的单一性已危及到它的生态平衡之时，重提文学的“精英意识”才显得尤为重要。现当下，在“贴着地面行走”和“文学眼球经济”诉求中文学品质的下滑，在“市场规求”、“底层文学”等旗号下对精英化、先锋性文学的漠视与挤压，使得原本脆弱的文学这一极变得更为脆弱。
说是“找回”，是因为它在一个很长的时间里曾经有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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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的“精英意识”建立在对世俗的、流行思想的抵御而不是苟合上。它应当既是对“媚俗”的拒绝，同时又在对“媚雅”进行着拒绝，它拒绝伪化和矮化，对下滑的力量进行着个人的抵御。好的文学作品，它会让我们追问、反思，认识到我们早已习惯的生活原来比我们想象的复杂，它不只展示所谓的事件本身，而是带我们顺着密道进入到“事件背后”，审视和查看人性中的模糊和隐秘。林语堂先生有个漂亮的短语，他说“小说是对我们被矫饰的生活的警告”——针对小说如此，针对所有文学亦是如此。我以为，小说或其他文学门类的写作，越来越应当成为“智慧之书”而不是单纯的“故事之书”。“智慧之书”并不意味只有丰厚的知识而挤干文字和情感的汁液，不是，它更需要汁液充沛，在此前提下呈现出丰富、歧义，让我们原以为可以轻易下的判断变得犹疑。
文学的“精英意识”，是对独立而艰难的探寻的坚守。它要求写作者从已有的道路上叉开去，摆脱，至少是致力摆脱“影响的焦虑”，努力成长为林外的树。不止一位作家、诗人曾引用过里尔克的那句诗:“胜利是什么？挺住意味了一切。”我也不止一次地见过作家和诗人们随后的变脸，在所谓市场压力和其他原因的作用下，放弃了被他们斥为“虚枉”、“装逼”、“过时”的精英意识，纷纷开始他们的文学淘金之旅，走上一条不冒险却可得风光和利益的旅程。这样的写作只能是距离真正的文学渐行渐远。米兰·昆德拉曾在他《贬值的塞万提斯的遗产》中谈到小说的死亡，他认为小说的死亡并不是没有小说大量生产，也并不是小说不被阅读，而是那些大批量生产、被广泛阅读的小说仅仅是证实那些已被说过了的东西，没有新的发现和前提。小说的死亡并不是它消失不见，而是从“发现”的小说历史中脱落出去。是的，我想我们必须承认，对任何一个作家(即使他属于天才)来说，做出自己的发现、让自己的“发现”汇入到文学的历史中是艰难的，这意味他可能穷极一生也未必可以真的完成，何况他还要面对来自外部的诸多压力和诱惑——“退一步海阔天空”对许多作家来说都是现实的、不错的选择。我的一个朋友曾说过，造成这个“文学盒饭时代”的原因之一，是因为“中国作家们太会生活了”。文学坚守的意义不难理解，但绝少有人愿意真正实践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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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及“精英意识”，我觉得应当提到另一个词，启蒙。这是一个不断遭到诟病的词(某些诟病我也相当认同)。既然“小说是对被矫饰的生活的警告”，既然文学会告知我们生活远比我们想象的复杂，那它启蒙的意味已包含于其中。文学的启蒙，它并不意味着会给我们一个明晰的、单向的判断，恰恰是，它要让判断变得不再轻易。作家、批评家奇奥朗把欧洲称为“小说社会”，把欧洲人叫做“小说之子”，他指证了文学在参与民主建立和人格塑造方面的巨大意义。米兰·昆德拉也认定，要是没有欧洲艺术，尤其是小说的长期实践——“它教会读者去对另一个个人产生好奇心，去试图弄明白与自己的真实所不同的别的真实”——欧洲获得而今的文明是不可能的。
精心、经心，将文学打磨成美妙的艺术品，应当也是“精英意识”的标志之一。好的文学，经得起重读，经得起拆解，经得起回味。天才诗人茨维塔耶娃曾骄傲地宣称，“我是一个匠人/我懂得技艺”，而作家纳博科夫用一种片面深刻的方式说出了他对艺术形成的注重，“空洞的思想是一腔废话，而风格和结构才是作品的精华”，他的小说《洛丽塔》，更大程度上确是风格和结构的成功造就了它的不朽……好的中国文学，应当能让人感觉汉语的丰富和美妙，让人感觉作者在结构故事、操控叙事上的能力和匠心。遗憾的是，这种丰富和美妙，这种能力和匠心，我们更多的是从翻译家的译文中读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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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回答一下，“我以为我是谁”:我是一个出生于农村，中专文化，对外文几乎无知的中国作家，一个小说编辑，一个对文学怀有某种忧患，钟爱艺术，不讳言对“精英”有着向往和迷恋的男人。我唯一可引以自傲的，是我将自己精力和时间投给了未知。
李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