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语言大学《语言教学与研究》2005年第1期刊发鲁国尧先生《词语创造的心路历程》，文章是关于作者新创几个概念术语的实话实说。作者有感于很多语言学理论的学术传播是在重播欧美的声音，追问语言学概念术语为什么总由欧美人提出？为什么中国人就不能有自己的声音？
作者追问的两个“为什么”，引发人们对全球化的学术传播与话语权问题的思考。
中国正在融入全球化的国际秩序，融入国际秩序的同时需要以开放的心态，在全球化格局中找准自己的位置，保持民族身份。在全球化的“话语—权力”结构中，拥有话语权的程度和民族文化身份模糊的程度成反比。无论是资本的跨国运作，还是技术的跨国共享，拥有的话语权越多，民族文化身份的贬损越少。反之亦然。
在全球化的学术传播过程中，强势语言的概念术语有更多的机会被引进不同母语的语言系统，但是单向地引进强势语言的概念术语，会不会导致我们自身“失语”，成为季羡林先生所担心的国际大家庭中“无声的中国”？全球化不是全世界只有一种声音，而是多种声音的交响。中国融入全球化秩序，是进入不同文化群落之间更为密切的联系。它的前提不是丧失自己的声音，而恰恰需要以自己的声音，进入国际大家庭。
学术传播是通过一套特定的话语和话语规则实现的。在很多情况下，建构一种学术理论，首先需要提炼出一系列相应的概念范畴；解构一种理论，也首先需要颠覆支撑这种理论的概念范畴。很难想象，学术研究的深入可以离开塑造学术形象、丰富学科经验的话语谱系。20世纪60年代，法国后结构主义代表人物朱丽亚·克里斯蒂娃提出的“文本间性”（intertextuality，一译“互文性”）概念，对此后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的学术推进意义，是任何熟悉当代学术史的学者都不会否认的。同时期中国学者钱锺书提出的“通感”概念，对文艺学、心理学、语言学等学科的理论研究，也都富于建设性。在特定的文化语境中，新术语的出现，甚至可以成为走出学术贫困的标识。20世纪70年代后期，中国学者走出学术研究真空，感受新时期学术研究的新气象时，最先进入阅读视野的，正是告别了此前10年学术贫乏的新术语。
很多情况下，学术传播的亮点往往就是新术语如何为解读新的学术现实，提供新的思维框架的认知激活点。也许，学术推进，永远需要相应的术语创新。学术传播，永远无法拒绝新术语作为体现某种话语权力的文化符号。问题是，在学术传播中承载重要信息的关键词和基本的概念术语，话语权属于谁？
中国古人曾经通过“阴与阳”、“有与无”、“天与人”、“动与静”、“形与神”等一套属于我们民族的话语，向世界展示博大精深的中国哲学。反映中国古代天文学和农业科学重要成果的“二十四节气”和相关概念系统，随着华人的足迹，走向了世界。中国军事科学著作《孙子兵法》，作为世界上现存最早的兵书，用汉语展示汉民族智慧，它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那些贯穿哲学辩证法的话语，承载中国人的军事谋略，先后被翻译成英、法、德、俄、日、捷、越等多种文字，成为不同民族共享的思想资源。而不管“声东击西”、“隔岸观火”、“借尸还魂”、“围魏救赵”、“釜底抽薪”等中国化的话语被译成多少种文字，它的初始话语权是中国的。作为世界共享的军事思想，它响彻着的，永远是中国的声音。
记住中国古代的骄傲，更要创造中国当代的辉煌。创造是多层面的，术语的创造，是一个不太为人们注意的文化角落。面对中国学术文本中大量来自西方的概念术语，有学者提出不排外、不崇洋，中国学人可以并且正实践着专业术语的创新，这是学术人的中国心。
作者： 谭学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