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灵帝的这场卖官大买卖从光和元年(178年)一直做到中平元年(184年)。买卖做久了，价格也就要随行就市，有所调整。地方官由于直接临民，刮起地皮比较方便，售价就要比朝官高上一倍，各县贫富不等，县官售价也就各不相同。不但平民想做官要买，就是官吏想升迁，也得出钱。为了激励他们出钱的踊跃性，求官的人还可以估价投标，出价最高的人就可中标上任。当然，买官的价格并不固定，也可以根据求官人的身价和拥有的财产随时增减。比如崔烈想当司徒，因为他出身于北方的名门望族，又是个大名士，便通过关系，只花了五百万钱就买下了价值一千万的司徒。到册拜之日，宫廷举行隆重的封拜仪式，灵帝亲临殿前，百官肃立阶下。望着崔烈春风得意的样子，灵帝突然觉得他这司徒一职来得太便宜了，忍不住惋惜地对随从亲信嘟哝：“这个官卖亏了，本来该要他一千万的。”旁边的中常侍便插嘴道：“他能出五百万，已经很不错了。陛下您要有点品牌意识，像崔公这样的冀州名士，岂肯轻易买官？现在连他都认可陛下的产品，正好给我们做免费广告，以后这官位就会更畅销了，陛下还担心收不回本来？”事后，崔烈的儿子对他说：“大人实在不该买这个三公，外面议论纷纷，都嫌这官有铜臭味。”“铜臭”这个典故就是从这儿产生的。虽然如此，灵帝对于打折售出官位到底不太愿意。于是他规定，以后官吏的调迁、晋升或新官上任都必须支付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的官位标价，也就是说，官员上任要先支付相当他25年以上的合法收入。这么一来，许多官吏都因无法交纳如此高额的“做官费”而吓得弃官而走。没人当官，汉灵帝的买卖岂不是要亏本？所以，有些人不肯贪赃枉法，请求不去做官，竟然被强迫派去。比如，当时司马直是著名的清官，因而皇帝特别减价，只收他三百万钱，派他作巨鹿郡太守。得到诏书后，司马直很不情愿，就想以请假为名，不去上任，但却得不到批准，没有办法，只好勉强答应。他走在路上，越想越气，就上书皇帝，在援经据典、抨击时弊后，服毒自杀了。当然，像司马直这样死心眼的人，是太少太少了。汉灵帝这么有“经济头脑”，那些官们也不是傻子。大部分人一当上官就拼命捞钱，争取在最短的时间里把买官的钱挣回来。如此自然要加大对百姓的盘剥，弄得哀鸿遍野，民不聊生，在灵帝黑暗的统治上，又重重地抹上了一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