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爱好到底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一个人的人生轨迹？这个问题之于年逾古稀的作家白先勇想必有着清晰回应。少时随家人曾亲见梅兰芳、俞振飞在《游园惊梦》中的绝代风华，就此令心中埋下对昆曲这种古老艺术的痴恋种子，这种子不止造就他这位铁杆昆曲迷，更为其多年后全情投入到对昆曲的保护、弘扬竟一发而不可收、“荒废”文学创作打下伏笔。
有着白氏印记的青春版《牡丹亭》自2004年台北首演至今已在中国大陆、台湾、香港等华人地区及欧美多国演出达188场，所到之处上座率可观，年轻观众占不小比例最让白先勇欣慰。《牡丹亭》已集聚大批拥趸、品牌渐渐成形，仍是由他策划排演的新版《玉簪记》又于2008年末登场。两出戏并行的同时，北京大学、苏州大学的“昆曲传承计划”先后开启，台湾大学今年也开设昆曲“案头场上”相结合的课程。
前不久，白先勇在北大观看了由学生昆曲工坊表演的校园版《牡丹亭》，演出之精彩让他惊喜不已。演出前夜，他亦在北大看了整晚的戏，戏散后，意犹未尽的他不觉疲惫，兴致勃勃地和本报记者继续聊了起来──翻看新近出版的《云心水心玉簪记》，他说这是排演新版昆曲后的惯例；谈及新版《玉簪记》的台前幕后，他保持着一如青春版《牡丹亭》刚诞生时的讲述热情；语涉文学写作，他不无遗憾，好在由他亲撰的《白崇禧传》的问世总算有了眉目……
读书报：《云心水心玉簪记》可算新版《玉簪记》背景资料、幕后花絮、多方反馈的集成，记得在做青春版《牡丹亭》时您也策划过《姹紫嫣红牡丹亭》，这似乎是您新排昆曲剧目的例行延伸？
白先勇：没错。关于青春版《牡丹亭》的书已经出版十三本，论文集、访谈、画册等等，这的确是我们的惯例。戏排完了，公演了，总要做本书出来，让观众看了这本书再去看戏，看过戏也可以回头再去看看书。
这本书其实是向普通观众提供一些看戏的门道，新版《玉簪记》中的很多新意并不是去看戏一下子在现场就能领会的，比如我们这次把中国古代文人雅士的琴曲书画等传统都融合在戏里了。
昆曲是“雅部”，我们就要回归雅部。这些传统在青春版《牡丹亭》里已经有所体现，只不过新版《玉簪记》对其运用得更进一步，有计划、有设计。比如董阳孜的书法作品，在《牡丹亭》中是装饰性的，在《玉簪记》里则是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
读书报：《玉簪记》原作出自明人高濂之手，新版在戏文上有何调整？
白先勇：新版《玉簪记》编剧是台大中文系教授张淑香，当然我也参与了。新版中像《琴挑》、《问病》、《偷诗》、《秋江》几折基本上跟传统的《玉簪记》原作剧本没有什么改变。一开场的《投庵》是我们把高濂原来的本子掐下来再编进去的，所以新版《玉簪记》开头部分比上昆（上海昆剧团）那版内容多，从戏一开始就用一个皈依仪式开场，把庵观佛道的气氛拉起来，这是我和张淑香确定的。
读书报：《云心水心玉簪记》序言里您反复提到琴曲书画和昆曲的融合，这个过程有难度吗？怎么避免这些风雅元素喧宾夺主？
白先勇：当初我选择《玉簪记》来做新版是有所考虑的。这是一出老戏，很多剧种都排演过，现在很多剧团也都在演，如果我们能排出新意，赋予这出戏新生命，那么就成功了。很多老戏也就可以按照这个思路去翻新。
新在哪里？新版《玉簪记》整体风格在于我提出的观念──回归“雅部”，本来昆曲就是中国古代文人的风雅传统，是为“雅部”。《玉簪记》的内容很有用“雅部”琴曲书画来表现的潜质，《琴挑》一折有古琴，以琴传情，有一折叫《偷诗》，以诗传意……这些就是文人雅士的传统。 还有《玉簪记》中道观里的戏，那时候佛道不分家，舞台表现上可以加入佛教的禅意，佛像、观音像、法华经，还有那个菩萨手，跟昆曲的兰花指是相通的。昆曲的线条之美，舞蹈、水袖跟中国书法的美感也是通的。当然不是每一部戏都可以这么表现，我是因戏而异。
你担心会喧宾夺主，这提得很好，我们也非常在意这一点，设计上尽量让这些元素不突兀，往往是个空台，书法和绘画是背景，更多用线条、黑白色去表现，没有五彩缤纷的干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