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西藏七问》中观点经不起推敲
偶然看到奥地利社民党人伊丽莎白·赫拉瓦克在网上发表的《关于西藏问题的看法》（简称《西藏七问》）一文。笔者曾在欧洲生活过几年，客观地说，文中的观点确实代表了欧洲一些人对西藏问题的理解和认识，但这些观点大多似是而非，经不起推敲。因此，对于这篇西方人看来站在道义制高点上的《西藏七问》中的一些观点，有必要进行澄清。 去年我曾去过西藏，零距离地观察和亲身感受，使我看到了一个真实、生动的西藏。普通藏民的生活平静、安宁；所谓“西藏独立”的意愿完全不像西方某些媒体所描述的那样。藏民的纯朴、热情和对美好未来的向往令我难忘。 西藏是不是中国的一部分——当然是 《西藏七问》的第一句话就是“中国政府占领西藏的核心论据是西藏‘自古以来’属于中国的一部分，但这不完全正确。”然而，从700多年前开始，西藏的确就已经是中国的一部分了。 早在公元7世纪的唐朝，藏汉双方就通过通婚、会盟，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建立了密切联系；公元13世纪中叶，西藏成为元朝中央政府统治下的一个行政区域；到17世纪以后，清朝政府对西藏地方的治理已经达到制度化、法律化的程度。1912年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同样明确了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而《西藏七问》质疑西藏属于中国的论据居然是“无论中国还是西藏，在过去数百年里都曾被外族力量统治，例如蒙古人和满人。……满人是不是中国人，这是一个定义问题。”——以统治者的民族归属来划分“国家”，这种做法岂非荒唐？今天中国的满族人、蒙古族人，有谁不认为自己是中国人？无论是以蒙古族为主建立的元朝、抑或是以满族为主建立的清朝政权都从未被中国境内包括藏族在内的其他民族视为外国；而且元朝的蒙古族皇帝和清朝的满族皇帝也都以华夏正统自居。 从远古到今天，西藏博物馆陈列的一件件文物、档案，穿越时空，无声地向世人诉说着一部汉藏一家的真实历史；矗立于大昭寺广场的唐蕃会盟碑更是历经千年风雨，见证了西藏的沧桑巨变。 西藏是否曾经独立——从未获得国际承认 20世纪以前，有关地方政府的各种藏语文件中均未出现过“独立”字样。英国是所谓“西藏独立”问题的始作俑者。鸦片战争之后，英国分别于1888年和1904年两次武装侵略西藏，但未征服西藏。于是，转而在西藏上层人士中培养亲英势力。辛亥革命之后，英国趁中国政局动荡之机，于1913年煽动十三世达赖喇嘛宣布“西藏独立”。之后，又策划了“西姆拉会议”，抛出旨在完全控制西藏的所谓“内外藏”划分。“西藏独立”一词就是在“西姆拉会议”之后才在藏语中出现的。1927年国民政府成立以后，西藏和国民政府的关系重新步入正轨。十三世达赖本人在晚年也意识到自己的错误，认清了英国对西藏的真实意图，转而寻求与中央政府改善关系。 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的代表签订了著名的《十七条协议》。达赖和班禅都表示拥护。十四世达赖还于1954年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这是西藏地方执政者在中央政府担任的最高职务。他还写过一首《毛主席颂》。当我在10年前把这段历史讲给一位德国朋友时，其难以置信的反应令我至今记忆犹新。 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在外交上正式承认西藏独立。连最早图谋使西藏独立的英国也于2008年10月29日在其外交部官方网站发表声明，明确承认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 达赖喇嘛的地位——只是“藏独”的领袖 “达赖喇嘛常被描绘成‘神王’，但事实恰好相反。”不错，藏传佛教既非西藏地区的唯一宗教，也非单一教派，而是包括宁玛、萨迦、噶举、觉囊和格鲁等五大宗派。十四世达赖只是格鲁派十四辈活佛，他既不是西藏宗教的最高领袖，也不是藏传佛教的最高领袖。 达赖和班禅是由藏传佛教格鲁派领袖宗喀巴的两大弟子形成的两大活佛传承系统。清朝时，格鲁派五世达赖和五世班禅分别受到顺治和康熙皇帝册封。从此，确立了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的封号及政治、宗教地位。1959年之前，西藏实行的都是政教合一的制度，达赖和班禅既是宗教领袖，又是西藏地方的统治者。 《西藏七问》中讲“称达赖喇嘛为藏人精神领袖，无论当时还是现在来看都不正确”。恰恰是西方媒体常常把达赖称作“西藏的精神领袖”，就连《西藏七问》中也把达赖称作“藏人以及所有藏传佛教教派信徒的象征”。 其实，达赖喇嘛只不过是“藏独”的领袖。 如何评价旧西藏的政治体制——人间地狱 西方人对西藏的认识始终存在某种误区。很多人固执地认为中国在50年前“侵占”了西藏。似乎此前的西藏完全是香格里拉式的世外桃源。《西藏七问》称“旧西藏的政治体制很难用西方概念描述”。事实上，西藏直到20世纪50年代仍处于与欧洲中世纪相仿的政教合一、僧侣贵族专政的封建农奴制之中。藏人被分为三级九等，占人口不到5%的僧俗农奴主控制着占人口95%以上的农奴的人身自由。“高度文明”的西方人怎么会得出“很难评判当时的藏人对其生存状况是否满意”的结论呢？西藏半个多世纪以来取得的历史进步是有目共睹的，但《西藏七问》却质疑西藏的现代化，称“这些进步是否符合藏人的自决权。答案显然是否定的。”难道要让西藏再回到封建农奴制吗？ 《西藏七问》称“西藏流亡政府至少在一定程度上通过民主选举产生，并拟定出宪法草案”。但1963年颁布的流亡“宪法”却规定要把西藏建成一个政教合一的独立国家。多年来，达赖只是在口头上支持民主选举，实践中却始终坚持政教合一。他长期利用其转世活佛的身份大谈西藏政治、社会问题，是典型的政教不分，完全违背“政教分离”的原则。 如今的西藏局势——繁荣进步 近年来，达赖坚称非藏族民众移居西藏影响了西藏文化的存续，欧洲很多人也认为中国政府压迫藏民，《西藏七问》更是认为“导致社会动荡的主要问题首先是中国政府数年来推行的移民政策”。中国政府从未制定向西藏“移民”的计划，人口统计数据也表明西藏人口中92.2%是藏族，汉族仅占5.9%。何时“在西藏的城市地区，非藏族人口比例已经超过50%”？ 对于“没有遵循确立西藏文化和宗教自治的《十七条协议》和中国宪法”的指责更是无稽之谈。在西藏，藏、汉语文并重，以藏语文为主。无论是政府部门下达的正式文件，抑或各种证件和标志，均使用藏、汉两种文字。西方一些人士在论及中国问题时自觉不自觉地使用双重标准。如果在西藏中小学里只教藏文不教汉文，藏民将难以进入大学学习现代科技文化，那么西方某些人士一定会说这是种族歧视；而在西藏的中小学里既教藏文也教汉文，又被他们指责为“毁灭西藏独特的语言遗产”。也就是说，无论中国政府怎样做，都不符合他们的标准。 《西藏七问》重提了在欧洲流传甚广的“西藏文化和传统面临灭绝”的观点。殊不知目前西藏拥有僧尼4.6万多人，大约每几十个藏人中就有1个是僧侣，这个比例即使在西方国家恐怕也是不多见的。在西藏，我随处可见经幡和玛尼堆、川流不息的转经者、熙熙攘攘的朝拜者，这一切已成为西藏独有的壮观的宗教和文化景观。信教藏民家中也大都设有经堂，供奉着佛像。磕等身头、清晨焚香、寺庙朝佛、围绕宗教圣地转经等宗教生活丰富多彩。 然而，流亡藏人却获得了西方舆论的广泛同情。特别是达赖凭借自身“魅力”，以一位受到政府迫害而流亡海外但却依然坚持自己信仰的宗教领袖的面目出现，博得了西方民众的同情与支持。然而，支持达赖的西方很多记者并没有到过西藏，他们关于西藏的报道大多是源于达赖的一面之辞；而同样没有到过中国的普通民众对西藏的了解又源于媒体，鲜有来自中国的客观声音。这种信息的严重不对称使得西方世界对西藏的了解与真实情况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 藏人解决西藏问题的主张——并非所有藏人都追随达赖喇嘛 《西藏七问》认为“中国政府称，只要达赖喇嘛承认西藏是中国一部分，承诺放弃暴力，就愿意与其对话。达赖喇嘛早已满足了这两点，因此，这只是中国方面的一个策略”。事实上，达赖在叛逃之后的很长时间里一直主张“西藏独立”。直到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中期，国内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达赖才被迫改变策略。达赖集团和中央政府曾多次接触，没有取得进展的根本原因在于达赖方面缺乏诚意——既没有放弃“西藏独立”的立场，也没有停止分裂活动。 《西藏七问》还提到达赖的“五点和平计划”和“绝对非暴力立场”。所谓“五点和平计划”包括坚持“西藏在历史上和文化上都是一个独立国家”；把中国军队撤出西藏，西藏地位交由国际会议讨论，西藏成为“和平区”、“缓冲国”；西藏可与其他国家或国际组织保持外交关系；在包括青海、甘肃、四川、云南等省藏区在内的240多万平方公里的“大藏区”实行“真正自治”；把非藏族群众从“大藏区”迁走。 可以说，“大藏区”是达赖集团的领土要求，“高度自治”是达赖集团的政治制度要求，实质仍是要否定中国政府对西藏的主权。所以，达赖温和面纱之下隐藏的仍是谋求“藏独”的最终目标。只要达赖不放弃“藏独”的目标——不论是温和的还是激进的，就没有协商的余地。 社民党对西藏问题的主张——欧洲的药方并非普世原则 《西藏七问》最后主张“藏民族应享有自决权”。民族自决权绝非可以无原则地分裂主权国家。联大于1960年明确规定了行使民族自决权的限制与条件，即民族自决权的行使不得损害国家主权，不得破坏国家的领土完整。 西方很多国家也存在民族问题，甚至存在谋求独立的分裂主义势力。如英国有北爱独立问题、法国有科西嘉独立问题、意大利有南蒂罗尔独立问题等等。所有这些国家也都努力遏制分裂势力。西方社会在这个问题上同样采用双重标准：对于西藏独立问题，要求“所有民族都有自决权”；而对于上述国家，则主张“主权国家不得分裂”。 而《西藏七问》一方面承认“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质疑中国对西藏的主权”，另一方面却要为所谓的“藏民族自决权”呼吁国际社会对中国“继续保持政治压力”。且不说其观点的自相矛盾，单就这种呼吁本身即是在干涉中国内政。在领土主权问题上，没有哪个政府会迫于外来压力而向分裂势力妥协。 西藏问题折射出中西方历史发展、思想传统、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等诸多差异以及近年西方对中国崛起的恐惧。而后者恐怕是更深层的问题。面对中国的崛起，过去数百年沉积下来的西方价值观的集体傲慢仍依稀可见。但愿同样历经过去数百年积累、发展和成熟的理性主义传统最终使西方社会回归理性。 时间终将是历史的裁判者。随着时间的推移，理智的声音将日益增强并引起人们的共鸣。我相信，当一幅客观、真实、美丽的西藏画卷展示给世界时，整个世界都会为之动容。我希望，真心关注西藏问题的海外人士能够亲赴西藏，那么其亲眼所见、独立思考的结果也许会改变你的看法。（闻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