畏人，畏鬼，畏天命
畏惧心理为东西方所共有。西方人畏惧生命与上帝，中国人畏天，畏人，畏天命。畏惧乃尤物，这是毫无疑问的，什么都不畏惧的人是野蛮人。畏与敬不可分。敬畏能够使人产生种种美德，从而使自己产生良知。孔子的谦虚美德即来自对天，对圣人，对天命的深深敬畏。他说：“若圣与仁，则吾岂敢”。孔子五十而知天命，可见知天命之难。儒家畏天的传统延续数千年，直到二十世纪初叶，中国的帝王仍然按时祭天，无丝毫怠慢。表面看，事情坏在袁世凯祭天上，那之后祭天几乎等同于“复辟”，其实过于神经质了，如果心平气和地更换一下祭祀主体，这一文化传统也就保留来了。大概自袁世凯祭天始，中国的祭祀传统被废弃。无论怎样评价放弃畏天的后果都不为过，祛除这个禁忌之后，天（自然生态）被破坏得越来越不成样子。不畏人导致极端个人主义泛滥，人情冷漠，文化性锐减，野性（贪婪性）骤增。不畏命的后果尤为严重，生命断裂了，儒家严丝合缝的生与死的链条被切断，人们所思所想，所作所为，都是为了短短的百年（或不到百年），对于百年之后的事情几乎不去思考。经过今昔对比，可以更加认定儒家畏天命的传统有多么珍贵。本来，儒家畏天命的传统可以生存于现代社会，我们却画地为牢，自绝于尤物。汤比因反对只有一种文明——西方文明——的论调。如果对文明加以限定——比如限定为外形文化——其说令人信服。
我常常思考“砍柴现象”。柴是古人的惟一能源，人们赖以生存。然而，中国这个贫柴国，柴却没有被砍尽，这得益于砍柴者的畏天，他们只砍枯柴，不伤绿枝，使树木得以修养生息。推而广之，河中之鱼，林中之兽，地上之草，天上之鸟，莫不如此。中国古代基本不存在自然生态危机，只是在现代社会，这个问题才显得日益急迫。以今人的眼光看，古代之樵夫、牧人、猎手、渔者皆通天知类之儒者也。现代人一提国学，总是想到硕儒宿学，想到烦琐考据，却无人研究诸如“砍柴现象”这种富于机趣的问题。似乎儒家文化永远指向理论，与具体行为无关。依我看，儒家之精华主要蕴于行动，而非在于文字。动辄引经据典，绝非研究儒家文化之正办。
之所以把畏天命的传统归于儒家，是因为儒家的天命观最有利于增加人的文化性，把分散的人聚集为类。道家法自然。老子曰：天法道，道法自然。天在道之下。儒家法天，孟子曰：“莫之为而为者，天也” ，天在道之上。
天命可以帮助落魄或失意的士大夫找到精神自我安慰，让失意士大夫“爵禄不登，信由天命”。王安石“上畏天命，下畏人事”既是一种无奈，也反映了一种现实。如果王安石变法一顺百顺，新法一定会更加祸国殃民。古人曰：欲不可纵，志不可满。畏惧诚限制欲之有效机制也。今人的欲望像无底洞，精神与意志完全被排挤在外，人生意义一下子褊狭得仅仅与肉体相关，缺少了由“识命”到“知命”的连接。中国传统士大夫，宁求死为历史所珍而不求活为现世所重，从而把精神生命送入天国。
都知道孔子不语怪力乱神，而不知道孔子是尊重鬼的——如果把鬼定义为“人死为鬼”的话——，这是儒家文化中一个最可爱的传统。重要宴会的场合，第一杯酒不喝，俯而撒之，以飨先人，这是怎样一种伟大胸怀啊！
此儒家精奥四也。
作者：王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