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城晚报：为什么会选择写刘秀这个人物？
曹昇：刘秀这个人物我一直很想写，因为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人，他的经历很传奇，当然每个皇帝的经历其实都比较传奇，但他可以说是最完美也最低调的。撇开刘秀是否著名不谈，首先是刘秀的故事足够传奇和足够精彩，为什么不写出来呢？再者，说刘秀不著名，那也只是在开国皇帝中间相对而言。历史有一个很不好的倾向，那就是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就皇帝而言，他们在史册上的名气，往往和他们的本职工作无关，你把天下治理得太平安康，没用，老百姓待见你，史官不待见你，因为你身上没有戏剧性，你这人不好玩。相反，皇帝越暴虐越折腾越荒淫，在后世的名气往往也就越大。我们常说，要不流芳百世，要不遗臭万年。三十年为一世，百世也就三千年。可见，在流传久远上，好皇帝注定是比不过坏皇帝的，这也和人类的心理模式有关，感恩少而记仇多。在历史上众多的帝王之中，刘秀无疑是可以归为好人之列，我写刘秀，也是意在表明一个观点：如果这世间坏人当道，那只是因为好人还不够努力。
羊城晚报：谈谈你对刘秀的看法吧？
曹昇：用简单几句话很难概括出一个人的复杂一生，刘秀是一个被命运推动着的人，他具有当皇帝的一切好的素质，但皇帝的缺点却很少，他是个很好的人，有人性。
羊城晚报：《流血的仕途》之后，你成为和当年明月一样有名的历史畅销作家。你觉得关于历史的写作，最重要的是什么？
曹昇：首先，对祖先们发生的人和事，要有一种最起码的敬意。这不是说要对那些英雄人物很尊重很向往。而是要想到，我们的前辈也曾生活在那个时代，“我”和这段历史并不是分割开来，而是一脉相承的。也许我们的祖先并没被写在史册里面，但是他们跟那些人也非常有关系，这样才会真正地有感情，而不是猎奇的那种心态去窥探历史。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对本朝历史的一种尊重。大多数人喜欢历史，但我们不是专家，也不是学者，所以为什么要用冰冷的态度去寻找冰冷的真相呢？有时候历史的真相对我们来说其实反而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我们的一些感受、一些感悟，我们从中得到的很多情感的升华，我觉得这个更重要一些。
羊城晚报：近年来写史书的人很多，轻松阅读历史的读者也越来越多，而正史的读者越来越少，这种现象你怎么看？
曹昇：这是时代潮流，恐怕无可阻挡。正史有阅读门槛，要想顺利阅读，首先就必须过古文这一关，而在年轻一代当中，能阅读古文的比例已经越来越少，更遑论去写古文了。这也并非绝对的坏事，所谓正史，除了少数几部之外，基本都是流水账，在文采上也乏善可陈，很少具备阅读快感。通过一些可以轻松阅读的书来了解历史，总是一件好事。
羊城晚报：很多历史书，喜欢往管理、职场或者现实中大家都很关注的一些事情上面去靠，你怎么看待这个事情？
曹昇：我个人是极其反对将历史当作成功学教材来读的，事实上，我反对一切带有功利色彩的阅读。不过如果读者看了我的书，能从刘秀身上学到什么优良品质，然后复制下来，能够帮助他成功。通过这点有用的东西他得到实际的好处，那也让我挺高兴的。
羊城晚报:你的两本书，《流血的仕途》《嗜血的皇冠》，名字都带“血”字，追求所谓成功的道路上，一定和流“血”分不开关系吗？
曹昇：鲁迅先生在《狂人日记》里写过，他在二十四史的字缝里，只读出来两个字———吃人！在这里，先生更多的用的是比喻。我说流血、嗜血，不是比喻，而是实录———有明的血，有暗的血。东方不败先生曾经说过，“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江湖水最深的地方，那就是古代政治。中国历史，又大部分都是政治史，因此，血腥在所难免。譬如李斯，他好好地在老家上蔡做一个小公务员，日子过得很是滋润逍遥，然而他要跑到秦国去，最终作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丞相，结果呢，被腰斩弃市，三族诛灭。再譬如刘秀，光武皇帝，多么风光，然而，在通往皇权之路上，他却家破人亡，受尽屈辱，长兄被人杀害，他也只能违心地说，杀得好，杀得好。如果再给他们一次机会，李斯会离开上蔡吗？刘秀会追求皇冠吗？没人知道。古人已往，没得选择了。今人却都还在路上，他们可以选择。上帝是公平的，你欲得到，必令你失去。我写李斯，写刘秀，也就是想带给人一个思考，生命中究竟哪些是应该珍惜的，哪些是可以抛弃的。身边有些朋友，终日忙碌，忙得都忘了自己，我觉得颇为惋惜，何必呢！生也有涯，而欲望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矣。
2007年，曹昇的《流血的仕途：李斯与秦帝国》一经出版，便在“2007年中国书业年度评选”中，被读者评为“年度最受欢迎的人文社科书”，同时也是天涯“煮酒论史”两年来最受欢迎的历史小说，该书出版上市不到五个月，就获得近四十万册的惊人销量。三十而立的曹昇，一举成为“新派写史掌门人”。读者称其为“曹三公子”。这位年轻的公子，15岁即进入浙江大学，19岁毕业。研究历史十余载。如今三十而立之际，费时三年之久写成的新作《嗜血的皇冠：光武皇帝之刘秀的秀》也刚出版。8月23日，曹昇在书香节与读者现场互动，记者采访了他。（撰文：羊城晚报记者 黄咏梅 实习生 张洁 钱雪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