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总有一种历史感，他执着地要赋予自己所经历的事件以意义和价值。这既可以理解为人在面临无法逃遁的虚无与死亡时的一种自我安抚手段，亦可以被视为人从对历史的铭记中找寻应对未来变故之策的一种进化经验。而无论怎么理解，对历史的回顾与总结都是个人及人群的生活中至关重要的一环。然而，不是每时每刻都适合回顾历史，一些结点总有存在的必要。对中国人而言，这个评价与回顾的结点最容易被默认地设定在岁末年初，而且最是要在传统阴历年的岁末年初。中国人代代相袭习惯在这一刻暂作停驻，把酒相聚，回顾过往，再展望明朝。学界中人亦免不了这一俗，刚刚到年根年关就纷纷推出了各式各样名头的“大事记”、总结、点评等等。笔者也在这个时候“凑个热闹”，不惟与他们有着如上所述的相同理由，更主要的原因还在于，读过这些总结回顾的文字后，我感觉到：首先，这些文字都只是在罗列或多或少的事件，而鲜有对事件之生成的深层原因或其意味着的思想转向进行学术性的分析。其次，遴选“大事”的标准也比较低水平，一些诸如“超级女声”类的事件，虽说其中无疑能够挖掘到学术研究必须赖以为基的某种社会精神状态，但是这种间接的社会层面的意义决不足以使其在理论上具有学术标示的作用；与此同时，这些“大事记”竟然还忽略了一些稍具学术敏感的人便可意识到的对中国学术前途起了或将继续起到重要影响的事件。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再提供一个以比较学术的视角来看待2005年人文社会科学动态的“大事记”版本。
总体来看，2005年中国学术还是取得了一些令人激动的进展，最主要的成果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一是在近代以来一直位于中国学人思虑最深处的如何对待中学、西学关系的问题上，出现了一些真正独立性的思考。二是在涉及学术规范与学术不端的问题上，学界的趋向令人喜忧参半。除此之外，便是一如既往的批量运作，波澜不惊，确为乏善可陈。
在第一个关乎中国学术前途方向的讨论中，邓正来的《中国法学向何处去》长篇论文当属其中最突出的代表。另外，赵汀阳、甘阳等的讨论也可看作从不同角度对于这个问题的思考。概言之，也就是关于“中国与西方道路间的张力与选择”这一历久弥新的问题。至于从2004开始愈演愈烈的所谓“国学热”，我认为根本不是一种学术思想层面的东西，而是受到某种学术思想资源支撑的一些体现出来的现象，如他们列举的人民大学开设国学院、全球联合祭孔等等，单只是拿几个现象的数量叠加来说事，却并不分析背后“中西学关系”这个理论问题的演化态势，则这种观察就难免流于肤浅，且有本末倒置之嫌。因为我们完全可以看到，移译西方知识书籍的规模近年来也是一直以几何数量增长着，在2005年更是一套套译丛、选编令人目不暇接，那么，是否我们也有同样的理由取个名字叫“西学热”？如何能够凭几声很容易喊出来的“复兴儒学”口号就认为在学理上解决了全球化时代下对待“中西学统”的问题？因此，我并不认为儒学的表面热闹是为“学术大事”，而是准备着力探讨一系列“中国立场”之强势崛起的学术意义。
有谚云：“人之象于时代，胜于象其父亲”。社会学与反思社会学的研究促使我们思考一个时代的人究竟是否有可能超越自己的时代？我想若要理解05年的诸种“中国”主张，则中国在这20年中经济实力的崛起、及伴随着的政治影响力的增强、人们受教育程度的提高等等情势，实是使经历过文革断裂的一代学人感到可以重拾“民族自信心”，强调“中国声音”、“中国立场”的一个较为直接的共同背景。邓正来鲜明地提出的建构“中国理想图景”的抱负，甘阳等人重新解读中国传统的主张(2005年，主题为“通三统”的清华演讲)，赵汀阳面对世界欲推广中国式世界观的作法（《天下体系》），包括苏力当年提出“本土资源论”的时机，都在一定程度上不得不说是近年来中国“客观”综合背景（主要是经济）发生剧变的对应物。上述这些生于5、60年代，如今执掌学界牛耳的一代学者，我们在其观点与论证之中都不难考查出与这一时代背景间太过深厚与密切的关联。第二，从个殊的意义上讲，令人耳目一新的是，以邓正来的《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为标志，中国学人已开始真正思考中国法律制度之价值基础正当性的问题了。这篇长文不仅掀起了自有法学30 年以来对法学界进行总体学术检讨的先河；而且，通过对所谓“现代化范式”的批判，致命地挑出了“中国法律理想图景”的缺失，乃是中国法学对西方理论不加反思地接受因而蒙幼稚、浅薄之羞的关键，亦是中国法学不可能真正关注中国现实的关键原因之所在。而之所以要追求中国人自己的“理想图景”，邓正来显然不是像苏力那样把“本土资源”作为实现西方社会理想的工具，而是把中国人自己的社会理想本身作为“目的”。这个哲学的根底一直被反思到：世界结构下的中国人过一种符合自己可欲标准之理想生活的意义所在。他向我们提出的问题是，一个不加质疑地追随西方现代化取向因而丢失了“中国”的法律体系，对于当下的中国人而言是否可欲？由此，他的探究就一路纵深而触及到了这样一个根本性的关于人的问题：即中国法律哲学应如何保障特定时空之下的中国人过一种善的、有德性的生活？恕笔者寡陋，这种以道德合法性为基础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知识体系的追问，在法学界肯定是前所未闻，在学界亦未见有明确的主张。这可能不仅因为此种整体性反思需要贯通法学、政治学、哲学、社会学等我们习以为常的科系划分，而且因为其中涉及到很深的关于对“现代性”的评价、以及反思人类在“现代化”方向上前行是否可欲的问题。而这在西方同样是吸引了最深邃的思想家们（施特劳斯、哈贝马斯、吉登斯等等）为之殚精竭虑的一个题域。无论如何，这种大的学术方向上的警示，对于中国学人理智地重思中西关系、建构及维续中国在此一新时代的学统而言，都不啻为一剂“清醒剂”。
甘阳的立场与邓正来的观点比照来看将是相当有意思的。相对于邓正来以“哲人式的美德”（施特劳斯意义上的）提示我们应不断对思想的基础进行反思与质疑的努力而言，甘阳致力于“打通”中国三个阶段传统的努力，诚可谓用意更在别处。我认为将他这种用心连缀称为“政治哲人”式的思考（也是施特劳斯意义上的）是基本准确的。因为其深意乃在为现行的政治（包括法律）制度探求一个一贯的合法性基础。所以，虽然二人都主张“中国”立场，但其各自指称的“中国”却颇多不同。在邓正来那里，具备合法性的“中国现实”是一直被学界对西方的盲目追逐而遮蔽和扭曲了的，因此这就需要我们共同努力“去蔽”，使中国的政治制度真正成为实现中国人之理想生活的工具。而在甘阳那里，中国实存的政治制度就是从古至今一直具备合法性的。也许，他这种叙史策略乃是基于要面对亿万民众因而对社会秩序这一因素作了某种着重考量——而这也正是我认为他属于“政治哲人”的原因。
在上述第一个方面中，当我们为法学界击节称好的同时，却不得不注意到，就在2005年，法学界也贡献出了两起事件，令学界与世人大哗。一是年初的许传玺事件，一是年末的周叶中事件。这就是我认为学术界的第二个方面大事，即对待学术规范与学术不端行为的态度。关于许传玺事件、周叶中事件以及其他类似事件，网络上早已沸沸扬扬，其中意气用事者有之，冷静剖析者亦有之，读者可自行勘较。在此，我仅想谈一点自己对这些总体讨论的评价，我想到最恰当的四个字是：“喜忧参半”。首先，面对这些程度上不等的学术不端行径，学界中人的主流态度还是日趋明朗的，即大多数学界同道，对于遵守学术规范的意识和对于学术不端行为的警惕都有所提高，这是比较积极的一点。尤其贺卫方、邓正来、杨玉圣等学者的参与揭批，使人们在一系列丑闻迭次翻出的浊浪之中感到学术界的正气犹存。然而，第二，尽管当事人与看客们都心知肚明，然而在对学术不端行为的制度预防与责任承担上仍远远不能尽如人意。不仅当事人在丑闻曝光后其职务地位、物质利益等往往毫发无损，而且在事件追究的过程中制度一方通常采取沉默或协助隐瞒等包庇态度。比如在贺卫方揭批周叶中事件的过程中，他所凭靠的只能是极其个人性的行为，而且是冒着各种形式“危险”的个人性行为；但诸如武汉大学校方、人民出版社等机构却不出示任何有助于澄清事实的证据。因此，我们不可能相信仅靠几个孤胆英雄就可以维持一个“场域”的正常秩序，那是只在好莱坞大片里才会安排的情节。因此，这些屡屡被揭露出来的学术不端行径亦使人心下担忧，如此下去，是否有可能只沦为人们慨叹学界腐败的谈资、或者自身日渐麻木的理由，而与人们希望以儆效尤的初衷背道而驰。
以上仅为一点个人看法，权且充作“点评”，以求教于诸君。能完成此文，也许只是因为对中国学术界有所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