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城晚报：实际上，包括经济在内的各方面，香港对大陆一直都有重要的影响。近100年来，王韬、郑观应、孙中山、梁启超等人，一直都利用香港提供的平台促进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在改革开放中，香港也充当了经济“发动机”的角色，现在是否到了应该发展、发挥它的文化影响力的时候了？
北岛：其实我在《中国新闻周刊》中发表过一篇文章，（对这个问题）有这种说法：一个民族的兴衰，政治、经济、军事，都是过眼烟云，从人类历史的大的角度来讲，最重要的是你能否留下一个文化的传统。如果我们在文化上如此贫瘠的话，又有什么可骄傲的？世界上大的政治、经济有兴衰，但是我们留下的文化传统，屈原、李白、杜甫、老子、孟子、孔子等才是我们值得骄傲的传统资源，这个和时代兴衰没什么关系，最终文化才是一个国家的基础。更长远来说，文人对中国政治、经济又能有多大改变呢？只有用写作为民族、后代造一点福。这也和我的教学经验有关，比如我感觉到香港、大陆学生都普遍出现了马尔库塞所说的“单向度人”，从很小开始专业就确定了，从商、从医、学法律，他们作为一个完整人，对于诗歌、文学的感受非常有限，想象力丧失了，至少我想要改变香港的文化生态。另外，我儿子也在读书，也碰到类似问题，所以是从个人出发，也是与个人经验相关的改变。
羊城晚报：香港会是你最后一个落脚点吗？
北岛：没有认真想过，我是一个漂泊者，命运带到哪就是哪，至少我在香港会住相当一段长时期，香港这个平台和生活环境对我而言都是非常重要的，我希望最少在未来的5-10年内不会有什么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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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处于“最好的时候”是痴人说梦
现在中国文学整体水平处于一个低潮，选中优秀作品不太容易，不如用相当篇幅来谈中国文化可能更重要
羊城晚报：读过您早期的小说《波动》，这部小说是不是很难在市面上找到了？
北岛：这本书曾经在大陆出过，但是有20多年没有再版，现在重新做了修订，估计在年底会出版。由李陀先生作序。
羊城晚报：在您接下来的写作中，还会创作小说吗？
北岛：没有，我觉得现在精力比较有限，写小说是我年轻时候的尝试。
羊城晚报：觉得不一定适合自己？
北岛：对，和体力和思维方式有关。
羊城晚报：现在的《今天》杂志似乎不仅限于发表文学作品，也有一些大文化（譬如城市建筑）的选题？
北岛：文学不是一个狭义的概念，比如，《七十年代》某种程度上是一种纪实文学，它也是一种文学，所以不能简单把文学和文化区分开。中国在一个巨大的社会转型中，文化也是作家应该关注的一部分，这也是我们近些年做如建筑、电影、新媒体等相关话题的原因，因为它们直接和我们现在的写作都有关系；更广义地想，希望能开拓自己的眼界，文化和文学存在一种互相制约的关系，其实这也是对文学的一种刺激，是我们方向之一。但并不是完全放弃了写作，重心还是在写作上。对于杂志来讲，现在中国文学整体水平处于一个低潮，选中优秀作品不太容易，不如用相当篇幅来谈中国文化可能更重要。但是我觉得我们一直在文学和文化间保持一个平衡关系。
羊城晚报：您提到中国文学“处于低潮”，那么您对中国文学有没有一个大概的评价？像王蒙在德国法兰克福书展上说中国文学处于“最好的时候”，一些理论家也表达了类似观点，您对此有何看法？
北岛：我觉得中国文学处于“最好的时候”是痴人说梦，是自欺欺人吧，尤其是在这十几年商业化和新媒体写作造成的冲击下，我们基本都迷失了方向，在小说写作中尤其严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