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早报：汪曾祺先生如果活到现在九十了，随着时间的推移，现在喜欢汪老的读者越来越多，你觉得汪老真正的魅力到底在哪里？
汪朗：刚刚回父亲的家乡参加纪念活动回来，其实我们和老头子从小太熟了，他有篇文章是《多年父子成弟兄》，他在我印象里从来就不是什么大作家，更不是什么大名人，我们那时都叫他“老头子”。
他的作品现在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说明他的东西与当代人的心理有更多相通之处，可以打动人心。其实老头子对这一点生前也一直很自信，还没什么影响时他就说他会进文学史，我们当时都逗他：“你别臭美啦！”特别是我，是经常（开玩笑地）打击他的。
东方早报：汪老的写作也被认为较好地继承了中国文化的古典精神，其中更有一种悲悯的意味，但仍有一些人认为汪曾祺是隐逸与闲适的，您如何看？
汪朗：他绝对不是隐逸与闲适，只不过有些东西他看得比较透，也看得比较开而已。老头子年轻时就比较傲气，到老了依然，这种傲并不是看不起人，而是对自己文学主张的坚守——这是他傲的根本，他说他有多少传统士人的骨气，那也未必说不上有多少，但他起码知道自己哪些可以干，哪些不可以干。如果非让他写为政治服务的小说散文，他绝对是写不来的，所以他在相当长时间里宁愿放下笔，再去找些事做做，他有一段时间对文物研究也很多的。
东方早报：黄裳先生应早报之约刚写了一篇回忆他们年轻时在上海的文章，汪老生前有没有对您谈及在上海的往事？
汪朗：也说过一些，但不是太多，他离开昆明时我祖父在镇江，本想给他找份在银行的事做，但父亲不愿意，所以就留在了上海，先与他的同学朱德熙同住，后来找不到工作，才写信给沈从文，最终由李健吾介绍在一所民办中学教书。那时他与黄裳、黄永玉关系非常好，与黄裳认识好像是因为巴金吧。
东方早报：小说《星期天》对上海生活的记述挺多的，是实情吧？
汪朗：虽是小说，但都是实情，只是人名不同而已，比如里面提到痛打美国兵的赫连都就是电影明星中叔皇，就在那个时候父亲跟着中叔皇学会了跳舞， 1980年代还表演给我妈看过。他在上海教过的一位学生的小孩到北京上学时还来过我们家。
东方早报：汪老生前一直有着极强的创作力，您觉得如果他还在世，会有什么创作呢？
汪朗：70岁以后他一直在构思小说《汉武帝》，起初是想写中篇，但后来又想写长篇，收集了很多资料，但写这样的小说工程量太大了，他一直没有动笔。和一般人的想法不同，他是想把汉武帝写成一个“变态狂”，但这一构想是不是立得住，他一直在琢磨。不过我一直想象不出如果他真写《汉武帝》，会是什么样的面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