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的海外华人学者都跟我讲，其实很难说存在海外华人学术圈，因为基本上他们来往也不密切，除非开会了聚到一起，也不像我们这里有很多学术组织。过去有一个中国比较文学学会旅美分会，现在还有，活动有时候还拉回国内来。反而海外华人学者会融入亚洲语言学会这样的学术组织中去。他们似乎谁也不服谁，甚至有时候互相之间还颇有分歧。
目前讲“三代”主要是从年龄和出去的时间上粗分。第一代、第二代主要是以台港当时出去的学子为主。第一代主要是夏志清兄弟，他们是一个特例，在大陆出生、长大，只不过夏志清先生在抗战胜利以后到台湾去当了十个月公务员，以后又回到北京大学西语系任教，1947年在胡适当校长的时候考上了北大的“李氏留美奖学金”，去了美国以后一直在美国。中途又因为他的胞兄夏济安在台湾大学教书，他们跟台湾的关系也就非常密切。当然，这里更为内在的是政治立场、意识形态倾向。第一代海外华人学者的政治倾向是比较明显的，甚至还因此形成比较大的争论，比如夏志清跟普什克关于“左翼文学”的争论，夏志清跟刘再复在香港发生的关于张爱玲地位的争论。
夏先生这一代批评家确实非常有勇气，而且有他的渊源，就是新批评的方法、新人文主义的学术传统。当然，他们跟大陆隔膜比较久，我跟他谈到80年代以后的大陆文学，他基本上不了解，他让我翻译了一篇他研究张贤亮的论文，这是他写的最后一篇中国现当代文学论文，因为1992年他心脏动手术只写了一半。
第二代从台湾去美国的，像王德威、张错教授等，非常重视跟大陆的交流。第二代的学理性更强了，方法论的意识也凸显了。第一代的新人文主义的立场非常坚定，意识形态色彩很重。第二代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在时间上打破了现当代的分立，推进了20世纪中国文学整体性的研究，包括晚清，甚至还推向晚明的研究。这个就跟陈平原、黄子平、钱理群三位先生强调20世纪中国文学形成了一个互动。从空间上来讲，把两岸四地甚至更广泛的其他各个地域，如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北美、欧洲的华文文学整合起来研究。王德威的那些研究很显著地体现了空间上的拓展，包括Sinophone也是空间拓展了以后引发的概念。
第三个是从传统的文学研究转向文化和艺术的研究，也就是研究视域的变化，这个大概受到了美国文化研究、科际整合的影响。第四个，是在美国学科建制之下的规训，形成新的学术潮流，成果中映射出很多后现代的理论气息。
第三代主要以大陆出去的学人为主，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改变了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生态和格局。现在并不是说台湾出去的学生少，而是说他们出去学文学的少了，学经济、管理还有理工医等应用学科的多了。大陆现在出去的多了，其中一部分人选择人文学科。从美国来看，越来越多大陆出去的学者占据了比较主流的位置，与台港出去的学者在研究对象选择和结论方面差异挺大，但也有一些互相的交流。
海外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就美国来讲，其中的“学术政治”仍然明显。我在哈佛参加Sinophone那个会议，因为是蒋经国基金会资助，那就是“谁出钱谁的声音大”。台湾的学者居多，大陆只是两三个人去，这两三个人的声音也不大，甚至有旁听会议的人受到一些排挤。虽然是人文学科，但是有些学者的“学术政治”倾向非常强烈。相比较而言，王德威教授的气局更大一些。
读书报：《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批评的海外视野》第二章《文学·都市·现代性：彼岸的“上海想象”》就很吸引我，海外华人批评家为什么会有“上海情结”？
李凤亮：海外华人学者虽然建树各异，但李欧梵、王德威、张英进、张旭东、史书美等纷纷撰著涉及上海文化的作品，还有不少关于上海文学与文化的论文发表在国内外的期刊上。
20世纪上半叶尤其是日据时期，上海因租界而成为“孤岛”和“飞地”。加之当时正是中国现代派文学思潮高涨的时期，像李欧梵教授《上海摩登》的副标题所指明的，上海体现了“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的发育，这些在上海租界得到了充分体现。
一些文学作品也体现了对上海的关注。像许子东编《三城记》小说系列，就是把上海、香港、台北作为中国现代文化的典型和象征来进行对读。
中国的现代性其实不是单维的，而是多向的。双重现代性在晚清研究当中非常明显。学者研究晚清，就是考察传统怎样转化为现代的东西；而上海研究则更多地关注外来之物如何在中国落地生根，变成中国现代性的内部因子。所以唐小兵教授在其英文新著《现代木刻运动——中国先锋派的起源》中，甚至认为“左翼”文艺的木刻运动是中国先锋派的起源。“左翼”过去跟现代派是完全分道扬镳的两个方向，但唐小兵认为左翼木刻运动跟当时上海的租界、文化发展状况和大众文艺都有很深刻的关系。李欧梵的书中更多的是关注上海现代性的另外一个方面。
“上海研究”热跟海外学者喜欢从思想史、文化史角度切入文学和文化现象有很大关系。当然，上海的现代性到底是一种现象，还是一种镜像或一种假象？李欧梵和史书美认为这是不彻底的或模棱两可的现代性，是一种未完成的现代性。
海外的上海研究跟张爱玲研究很相似，在某种意义投射了作者自身的意识。唐小兵、张旭东等人都承认海外中国现代文学和文化研究的重要特色之一，可能就是他们以问题为主，以自己的思想切入为主导。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重镇仍在国内
读书报：《走向跨地域的“中国现代诗学”》去年被《新华文摘》转载，文中您谈到，“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过去拥有的学术资料和理论方法的两重优势，已不复存在，甚至发生了逆转；海外的宽松学术环境，也因华人学者需要通过不断重回‘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地获得‘现场感’而弱化”、“近年来，除少数台湾背景的学者外，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的多数学者均以不同的方式回到大陆开展学术交流”，那国内学者如何在这种“同台”竞争中缩小与海外华人学者的学术落差？
李凤亮：华人学者一种是不承认现在海内外学术落差有那么大，认为过去是有落差的，一是海外至少在获取资料的途径方面有优势。过去有很多所谓禁书或者原始的一些资料，涉及比较敏感的一些研究领域如晚清、“文革”，海外学者可以通过一些公开方式在海外得到。二是在理论方法上他们有一些优势。我们过去多是社会历史批评，80年代以后学到了很多海外的方法。唐小兵教授甚至讲，他们有时候会通过国内学者中文著作里透露的学术信息，去了解法国、德国文论的前沿状态。
但不少海外学者还是有一些相对的优势，比如研究的身份、观察的角度、言说的空间上。包括“再解读”这样一个现象的出现，都是经过了某一个理论思潮，比如结构主义、后殖民主义或者解构主义思潮之下，对于文学研究方法的一种自我反思。
现在，虽然海外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边缘地带，但是它反而对中国现代文学有了一种“元批评”的反思意识。各个学科到了20世纪末其实都出现了这个问题。我们也出过一些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史的著作，但是这个学科里面到底存在什么深层次的问题，我们是不是有了足够的反思？
所以我觉得目前海内外的学术研究差距在缩小，但是差异还是存在。国家留学基金委现在每年送几千名博士生到国外去联合培养或进修，我估计这批年轻学者会不断地往返于中国和境外之间。这样一个经常性、同步性的交流状态的出现，会改观我们过去文学研究的单一格局，我们的差距会逐步缩小。
到目前为止，美国学界还没有一部完整的英文版“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也没有一个完整的英文版《鲁迅全集》。所以海外学者会说，从学术交流、学术氛围来讲，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重镇无疑还是在国内。
原载：《 中华读书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