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诗人罗智成认为1960、1970年代台湾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蓬勃发展与当时台湾政治威权有关。“现在找不到一个够巨大的可以对抗的东西了。”
“作品的伟大程度跟它反抗的对象有关”
在罗智成身上，你很难把诗人和中央通讯社社长这两个身份联系起来。他探讨起诗歌问题来，绝不含糊，不像那种“准诗人”官员。他是对台湾两代诗人都有影响的真正的诗人。
罗智成1955年生于台湾，留学美国读哲学博士，1980年代从事新闻。他当过台北市新闻处长，三个月前，他被任命为中央通讯社社长。
罗智成当社长时，这个有着87年历史的通讯社早已经历改组，从国民党的党营新闻机构变成了公共媒体。台湾过去的广电、出版等新闻法令也已废除，新闻出版行业只受一般法律管辖。罗智成目击了这个变迁的第一现场。
国际新闻是中央通讯社的强项，派驻记者到世界各地，是台湾其他市场媒体无法比肩的。罗智成说中央社的新闻美学属于“矿泉水新闻”，对政党新闻也持平报道，不加“辅料”和“调味剂”。作为这家法人机构的经营管理者，他几乎不介入采编业务。诗歌节期间某天晚餐时，诗人们跟他开玩笑才得知，罗智成居然不是国民党党员。
1975年，罗智成20岁的时候出版了第一本诗集，收录了他高中时期的作品。1960、1970年代台湾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蓬勃发展，罗智成认为与政治威权有关，“那时文学的主流是反政治、反世俗和反资产阶级的刻板生活方式的，现代主义文学明摆着是‘吓死’资产阶级的样子”。
1980年代以后，台湾的现代主义在诗、散文和小说方面都达到成熟。到了1990年代，后现代不仅仅是主张，而且成了社会现象。“以前环境不允许你关心政治，现在是你的主观意见、书写包括生活，都没有了太强烈的政治诉求。台湾快速进入了后现代议题：环保、女性文学、弱势族群、去中心化等等。”
“有时候，作品的厚度、深度甚至伟大程度，跟你对抗的、想反抗的对象是有关系的。现在找不到一个够巨大的可以对抗的东西了。”写诗40年的罗智成感到，即使在威权时代，台湾个人和政治的关系也不像别的地方“你不理政治，政治来理你”，台湾是“两边互相回避”。和北岛的看法相似，罗智成也认为，这些年欧美社会产生伟大的作品很难，“台湾可能也是这样”。
就任现职前，罗智成在香港工作过一年，比起来“台湾在价值上跑得快，不像香港在工具理性上那么熟练”。香港因为殖民历史，所以中国文化处于二线。而1950年代，台湾是全世界华人中第一线面对现代化、国际化、本土化挑战，唯一用中国文化来思考事情的文化主体，在台湾，好诗歌甚至被印在公共汽车车身上。
令罗智成怀念的是，在19、20世纪西方横行天下、亚洲积弱之时，反而充满鲁迅等精彩人物。“只有精彩的人才能创造精彩的文化。”他说，“他们人格不向内缩，不放弃求知和关心世界的热忱。”（记者 朱又可 王寅）
（感谢姚风、罗智成、顾晓倩的现场翻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