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10月16日《深圳特区报》载，15日，国学大师汤一介先生的高足，深圳大学文学院副院长、国学研究所所长景海峰教授做客市民文化大讲堂，以《中国文化形象的重塑》为题做了一场精彩的讲座。笔者由于忙于日常工作，无暇他顾，并不知道有这次讲座，因此没能亲耳聆听到景海峰先生的言论，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对于记者所报道的景先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总体论述，笔者是认同的，但笔者不揣冒昧，就其中的一两个方面，提出自己的不同看法，以供景先生及读者诸君商榷。
其一，儒学是中国文化的根和魂的提法有欠妥当。任何民族文化的“根”都可以追溯到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以前，到了文字出现的时候，各民族的文化已分化了，如春秋战国时期，中国文化处于一种多元共生的形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儒家不过是诸子百家中的一家，其地位并不见得比其它诸家高到哪里去，只有到了汉武帝采取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策略以加强帝国的中央集权之后，儒学才成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而且，即便如此，古人也早就认识到，中央帝国的统治术其实是“外儒内法”。凭什么说儒学就是中国文化的根和魂，而其他诸家的学说就不是呢？何况，一个国家或民族文化是一个整体，若以仅仅一家之言或文化整体的局部当成这个国家或民族的“根和魂”，必然会误导公众，不利于传统文化的现代重建，因此这种提法似乎有欠妥当。
其二，“五·四”并未造成中国传统文化的“博物馆化”。景先生在演讲中引用了美国汉学家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一书中的比喻：“五·四”之后中国文化状态已被“博物馆化”，成为历史的记忆，就像古巴比伦文明、古埃及文明一样。所以中国文化的形象也由此在现实生活普通民众的心中变得非常遥远、模糊，成为一个历史的记忆。不可否认，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代确实已断裂了，被“博物馆化”了，但这种文化的断裂并不在“五·四”，而是建国后的十年动乱时期。文化不像祖先们遗下的古董，可以一代一代地传下去，而是必须通过学习与创新在每一代个体中重新再生产出来，所以，文化比古董要脆弱，一个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是很容易断裂的。“五·四”时代是“重估一切价值”的时代，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从旧的营垒里走出来，有着传统文化的深厚积淀，又往往深受西方文化的影响，这双重的文化视野使他们获得了传统文化的现代重建能力，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是从西方文化的视角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重新解读和重新阐释，并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因此，“五·四”发展了中国传统文化，而不是造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的断裂，最终使传统文化“博物馆化”。此外，“五·四”的影响主要在知识分子层面，对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并没有多大的影响，就算造成了知识分子在传统文化方面的断裂，似乎尚不足以造成传统文化的整体断裂和“博物馆化”。
其三，重塑中国传统文化并不等于“回归传统文化”。景先生认为，传统文化一度受到冷落，但回归传统文化是大势所趋，并以西方的文艺复兴为例来论证自己的观点。对于这一点，笔者不敢苟同。首先，西方的文艺复兴并非复古，并非“回归传统”，而是打着复古旗帜的创新，以减小创新所遇到的各方面的阻力。文艺复兴本质上与“五·四”时代一样，是对于传统文化的重新解读和重新阐释，即传统文化的现代重建。也许景先生对“回归传统”有另外的解释，但不能不说，“回归传统”这个概念很容易引起误读，从而被一些或附庸风雅或追求时尚或别有用心的人当作复古的口号和幌子。环顾当代的中国，似乎从民间到官方都兴起了一股回归传统，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潮，什么读经热、汉服热、“孟母堂”、国学班、祭孔等等，你方唱罢我登场，好不热闹！这一方面是在国际化与全球化的压力下，国人对于自己民族文化主体性丧失的恐惧和焦虑的反映，另一方面恰恰说明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彻底断裂和全面衰落--美国社会学家大卫·里斯曼在《孤独的人群》一书的序言里说：“一旦某一群体或民族开始利用民族主义或旧信仰、旧习惯复兴运动来保护其独特的历史遗产，这就标志着旧有的习惯势力已开始自发地、无可挽回地走向灭亡，标志着这一群体或民族飞速地迈入现代世界，而传统变成了一文不值的空洞观念。”
笔者认为，不能将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重建理解为“回归传统”，而是恰恰相反，要以开放的心态，以现代的观点对传统文化进行重新解读和重新阐释，其着眼点应该是现代与未来，而不是过去。其次，不应该画地为牢，以传统、现代或民族、国际之类的二元对立来看待文化的继承与创新，而应该以一种批判地继承的态度来对待人类所创造的一切文明，苟如此，人就是新人，文化也是新文化--既是传统的，又是现代的，既是民族的，又是国际的。
作者：李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