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莫高窟九层楼 吴健 摄
保护的新课题
常书鸿先生曾在书中描述他初到千佛洞看到的景象：窟前还放牧着牛羊，洞窟被当作淘金沙人夜宿的地方。他们在那里做饭烧水，并随意毁坏树木。洞窟中流沙堆积，脱落的壁画夹杂在断垣残壁中随处皆是。洞窟无人管理、无人修缮，无人研究，无人宣传，继续遭受大自然和人为毁损的厄运。
常书鸿来时只带了5个人，他们担负起保护和研究的双重任务。其间清除流沙、修建洞窟间的临时栈道、安装洞窟窟门、制定洞窟管理规则、对莫高窟崖体进行加固。后来，敦煌研究所又传到段文杰先生手上。
等到1996年，樊锦诗出任敦煌研究院院长时，敦煌石窟的保护工作已经过了最初的看守式保护和抢救式保护阶段。随着时代的发展，新的保护课题不断摆在樊锦诗面前。
1998年之后，敦煌的旅游急剧升温，为了一睹千年石窟的艺术魅力，游人像潮水一样一拨拨涌来，这无疑加剧了对石窟壁画和彩塑的破坏。
樊锦诗非常矛盾，“我觉得敦煌作为世界独一无二的遗产，我们应该给大家服务好，给他们看。可是这些洞窟最少600年，最多有1600年，而且这些壁画是用泥巴在石头上涂的，经过这么长的时间，你说它还经得起过多的参观吗？”
樊锦诗的担心是有确凿根据的。“我们找到同样地方1908年的照片和2002年的照片进行对比，不看还好，看了之后就觉得担心，本来很清晰的但现在有点模糊了，有的地方已起斑驳了。”这给她一个警示：敦煌在不知不觉中老去。
于是，樊锦诗大胆提出“数字敦煌”构想。在2003年的全国政协会议上，樊锦诗以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提交了一份《关于敦煌莫高窟保护利用设施建设》的提案，2007年底，国家发改委批复了这个项目，选址在保护区外，整个项目包括依托先进数字技术打造的“敦煌莫高窟保护利用工程”和治沙、安防、崖体加固及栈道改造3个子项目。
樊锦诗这样解释她提出的概念：“准确地说，数字敦煌有两层含义，一是将数字技术引入敦煌遗产保护，将洞窟、壁画、彩塑及与敦煌相关的一切文物加工成高智能数字图像；二是将分散在世界各地的敦煌文献、研究成果、相关资料，通过数字处理，汇集成电子档案。”
在她的积极倡导和推动下，保护与利用的矛盾正在解决，一个全新的“数字敦煌”正向人们走来。樊锦诗对促进敦煌文物的保护事业做出的贡献，得到了学界的一致认可。学术大师季羡林在2000年敦煌百年庆典上极力称赞樊锦诗，他用了一个词：功德无量。
现在，敦煌石窟正加速走入大众视野。曾经的屈辱、荒凉、颓败成了人们反复提及的历史，映衬现在敦煌石窟的有序与欣欣向荣。但我们同样难以忘怀那些为敦煌的研究、保护、扬名开疆辟土的老一辈“敦煌人”的坚守。
去莫高窟采访，印象最深的就是那片墓地。那是一片低矮的坡地，正对着莫高窟的标志——9层楼。这寸草不生的坡上埋着10多个人，常书鸿、毕可、龙时英、窦占彪、段文杰、贺世哲……他们生前，以自己的方式守护敦煌；死后，依然守望着莫高窟。
“我死了，肯定是要埋在这里的。”年过7旬的樊锦诗早已看破生死，毫不忌讳。
敦煌这块土地接纳了太多的“痴人”，有大痴、小痴，有出于公心、私利。但可以称之为坚守者的人不多。坚守的意义不在于每一天都过得多少轰轰烈烈，而在于平凡的每一天，堆砌出的是沉甸甸的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