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化，正席卷中国城市。潮流涌动之中，既有香港、上海一类已经颇具国际气质的都市，也有西安、昆明等意欲大步迈向国际的第二梯队。然而，面对外来文化和众多移民对本地文化的冲击，各地的反应却颇令人寻味。开放前沿的上海人表现出对吴侬软语和海派文化的恋恋不舍，地处三秦之地的西安则将学英语诵唐诗视为培育国际市民素养的入口，掌握几门外语更成为昆明公务员的必修功课。相比之下，“三文两语”并存之下的香港市民，倒也生活得泰然自若。 方言、普通话、外语，“说话”风波正与大城市不期而遇。 “上海话”风波难平 记者 姜泓冰 电台风波点燃“战火” 2009年，关于“上海话”的风波从年头刮到年尾。 这一年的2月4日，新民晚报社区版刊登文章《新英雄闯荡上海滩，不限户籍个个精英》。这篇本意力赞上海城市开放的文章，却引发了一场文化“地震”。 “到浦东，尤其是陆家嘴，都说普通话，说上海话是没有文化的表现。该文在描写上海市井时的一句话触怒了许多上海读者和网民，一时间擂鼓阵阵。以外地人和新上海人为主的一方严词抨击上海人太排外，不宽容；“正宗”上海人则愤而表示上海是上海人的上海，不喜欢、不认可上海文化的人，就不可能融入上海。 由于反响强烈，新民晚报社区版编辑部在其官方论坛上发表一则致歉声明。一天后，作者李大伟也在网络访谈节目中认错。 这场大讨论直至年底才渐渐平息。随之，一场“电台风波”，再度点燃保卫“上海话”的战火。 同年12月23日，上海电台《音乐早餐》节目间隙，主持人用上海话聊天逗趣。一名听众发来一条短信：“求你们不要说上海话了，我讨厌你们上海人！”主持人就在节目中说：“这位听众，请你以一种团成一个团的姿势，然后，慢慢地、以比较圆润的方式，离开这座让你讨厌的城市，或者讨厌的人的周围。”听众哗然，一场城市文化之争，再度由“上海话”为起点，蔓延开去。 经济之争放大方言风波 “我没有想到，一个星期被骂下来，骂我的人大多数不是老上海人，而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事后，李大伟如是说。 该文并非新作，选自李大伟2006年出版的随笔散文集《上海市井》，当年并未引起任何争议。如今惹动巨大的风波，大大出乎作者意料。 李大伟认为，2009年恰逢金融危机，上海就业形势严峻，外地人仍在不断涌入，“这就导致了一部分上海人对外地打工者的不满情绪。这种情绪一旦找到出口，便一泄不止。” 而在专家看来，这类由“上海话”引发的地域文化之争，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中必然出现的现象。人民网一篇评论分析说，近几年，上海人才加速流动，“新上海人”来了，房子难买了，名校难进了，工作难找了，曾经依托计划经济而营造起来的上海人的优越感备受冲击。 地域文化论争之下，其实是经济利益之争，面对这一场必然到来的转折，无论从经济还是精神层面，上海人和外地人都没有做好准备。 “宽容才是最大的价值” 2009年至今，周立波和“海派清口”的走红，似乎也给上海地域文化带来了复苏与蔓延。 戏院里，周立波用上海话讲述上海市民的往昔生活、当代市井热点话题。他半真半假地拒绝与郭德纲同台，表达的方法是，“一个喝咖啡的怎么会和吃大蒜的在一道”。这句过激且褊狭的话，和他拒绝上春晚的姿态，都让上海市民有了群体共鸣。 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李天纲分析说，周立波让上海人感受到一种派头和尊严。有网友甚至说：“周立波最大的贡献，是重建了上海人说上海话的信心，重新奠定了上海话在上海乃至江南地区的地位。” 而在几个上海本地知名论坛里，“正宗”上海人以上海话发帖、写故事、带着点儿地域自豪感的交流，也有增加的趋势，打着的旗号便是“捍卫上海话，保卫上海文化”。上海电视台里，方言节目收视率颇高。上海话与上海文化，进入了一些幼儿园的教材。 不过，论争中，新老上海人都认可两点：方言是文化遗产的一部分，需要保护；“海纳百川”、“兼容并包”应该成为上海城市的核心价值。有网友评论说，“真理越辩越明，但不是所有的争论都会有一个谅解备忘录，文化的潮流滚滚向前，宽容才是最大的价值。” 香港 “两文三语”共生不悖 记者 黄拯 粤语是香港土生土长的通用语言；英语也是市民普遍看重的语言，上至社会名流下至街头小工，能说英语的人着实不少；而普通话正逐步成为香港的另一种通用语言。“两文三语”（中英文，粤语、英语和普通话）共存于市井街头，成为香港的招牌特色。 普通话拉近两地距离 百多年的殖民统治，在香港社会的方方面面都打下了英语的烙印。香港人从出生起就接受双语教学，对英语有天然的认可，国际化大都市的工作、生活，也提供了很多与外国交往的语言环境，让粤语同英语可以实现自由转换甚至是“融合”。例如，香港人叫草莓为士多啤梨。（strawberry），邮票称作士担（stamp），有市民笑称，粤语可能是最适合混杂英语的方言了。 至于粤语，对香港人来说已经不仅仅是一种语言那么简单，更像是一种文化、一种生活方式。甚至以前有不少港人都认为广东话才是中文，普通话不是中文。以香港报刊为例，很多初来的内地人都看不太懂，因为除了繁体字以外，其中还有大量粤语用字如“啲、叻、揾、咩”等。此外，粤语中还包含大量形象直观的词语——警察被称为“差人”，警察局叫“差馆”，触犯条例被抓称为“送官究办”，发工资叫做“出粮”等。这些看起来颇有古韵的用词，依然活跃在香港社会中，具有非常旺盛的生命力。 回归祖国之前，香港人能讲普通话的不多，能讲好的更是凤毛麟角。究其原因，是因为香港人觉得没必要，工作生活中不会因为不懂普通话而遇到麻烦。回归之后，特别是2003年《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签订后，每年许多内地游客涌入香港。无论大商场还是小商店，甚至水果摊和茶餐厅，只要顾客是内地来的，服务员都会尝试说普通话。经年累月，已经是越说越好。年青一代港人，除了在学校打好普通话基础以外，未来就业也督促他们学好普通话。 香港理工大学的一项调查显示，53%的受访香港雇主要求应聘者在申请表中写明普通话能力，44%的受访雇主考虑将普通话水平纳入人事升迁条件，超过85%的受访雇主认为所有雇员都需要提升普通话听说能力。截至2009年，香港已经有超过5万人次参加了普通话水平测试。 语言只是一种处世手段 讲普通话的人越来越多，会不会让粤语逐渐消失或者破坏粤语环境，香港市民邓先生的说法很有代表性：“我从小就讲广东话，难道还会忘记吗？虽然我的小孩现在普通话讲得很好，英文也很棒，但他回到家里、和亲戚朋友在一起还是要讲广东话的。我更希望他能讲流利的普通话和英语，毕竟他将来和内地、和国外会有更多交流，多掌握一门语言只会有好处。” 实际上，“两文三语”对香港人来说只是一种处世手段，并没有包含太多的文化考量。作为国际化大都市，香港拥有为数众多的跨国企业、办事处，以及大量来自世界各地的“老外”，没有方便的英语环境，这一切难以想象。 至于说普通话，除了内地13亿人口的庞大市场，还有世界各国愈发壮大的华人圈，普通话已经成为拉近距离，认同中国人身份的一种象征。 香港的传统文化保存得很好。在这里，粤语、普通话和英语，真正做到了并行不悖，没有谁压倒谁的说法，也没有“粤语沦陷”的担忧。就像清晨湾仔鹅颈桥的街市（菜市场）中，粤语叫卖夹杂着英语、普通话的询问，开始了每一天的生活，普普通通但是又真实无比。 西安 市民要说英语900句 记者 王乐文 从今年起，西安计划用10年时间初步建成国际化大都市。西安文明办、社科院近日联合发布《关于加快西安国际化大都市市民人文素养培育对策研究》，就国际化大都市该匹配什么样的市民素质提出了基本标准。 市民素质的基本标准包括市民出行、交通违规处罚、市民外语学习、城市卫生环境、外来工城市融入等诸多方面，不仅所涉甚广，而且事无巨细。比如《对策》建议，到2015年，一半市民能认500个繁体汉字和会说900句英语；市民既要诵读唐诗、宋词，也要诵读歌德、普希金。 据悉，调研起始于今年5月初。西安市文明办、市社科院联合组建了“国际化大都市市民人文素养培育”课题组，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与市民进行沟通，并参照国内外国际化大都市经验，最后形成“对策”。 课题组组长、西安市文明办主任杨毅波说：“市民的人文素养是城市的软实力，是西安的核心竞争力之一。培育西安市民的人文素养，能够提升西安的知名度和美誉度，能够扩大西安的国际影响力，从而加快西安建设国际化大都市步伐。” 《对策》一出，舆论哗然。有人认为，教育的目的，是让每一个人都学会与他人和睦相处，与自然环境和谐一体。即使5年以后，所有西安市民都能认500个繁体汉字，会说900句英语，但思维方式、言行举止若仍无“国际化”可言，那么，“培育”出来的到底是什么素质，只怕就很难界定了。 也有专家认为，在强调市民素质提升的同时，当地政府对自身的责任担当却讳莫如深。如果只讲罚款，而不对市民素质提升进行全方位的引导；只强调建立国际化大都市的政绩目标，而不强调市民对整体规划的参与，会使市民对城市的发展建设产生不同程度的疏离感，难以真正认同并热心参与。一方面，目标和规划应该考虑到城市发展的现状，不能一味拔高、贪大求全。另一方面，目标和规划的确立，都应该考虑到市民的声音。 面对如此标准，许多西安市民则感受到了或多或少的压力。有市民希望政府能有具体的相关指导：“在具体的实施细节上，需要相关部门进一步论证、推敲，比如随地吐痰、乱丢垃圾、闯红灯罚款，谁来罚，罚款使用如何监督；市民去哪里学外语等。” 昆明公务员要学5门外语（延伸阅读） 2009年，云南省昆明市推行“三普”政策，要求该市公务员学习五门外语、普通话和计算机。 据了解，昆明规定从当年8月开始，用一年的时间，对全市50周岁以下的在职公职人员进行“三普”教育培训，到2010年底实现：全市公职人员在上班时间、各类会议、公务活动和公共场合自觉使用普通话，通过普通话水平等级测试；掌握英语日常用语300句，老挝、缅甸、泰国、越南四国日常用语各100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