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工胜迹
民国之时，距圆明园被焚毁已经过去了几十年。它在成为一处郊野废墟甚至石料场后，也就渐渐淡出了公众的视野。
即便是圆明园盛时，皇家御苑，禁卫森严，其真容自不是普通民众所能游赏。民众不知其盛，也就很难哀其颓败，更别提保护了。
直到上世纪二十年代末，国人才从外国的图书馆中重新“看到”了圆明园。
当时，留学法国、获得考古研究院博士学位的安徽人程演生参观巴黎的国家图书馆，偶然见到了一套《圆明园四十景图咏》。
这套四十景图是根据乾隆皇帝旨意，由当时最知名的宫廷画师唐岱、沈源、冷枚等绘制而成。宫廷画师们在全盛时期的圆明园的一百多处园林风景群中，选取了最漂亮的40处景群描摹。这套图因此被认为是惟一能反映圆明园原貌的诗歌绘画珍品。
1860年圆明园罹难之时，《圆明园四十景图咏》亦被侵略者掳走。掳走它的，是法军上校杜潘。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后成立了战利品挑选委员会，以便挑选最漂亮的礼物进献给他们的国王。杜潘是这个委员会的法方代表，他利用这个机会先为自己挑了一份，《圆明园四十景图咏》就成了他的私人财产。此后，这套图历经拍卖转手，最终被法国国家图书馆收购。
程演生偶然间得见《圆明园四十景图咏》，登时“叹为国工胜迹”，且因该图“在我国建筑外交上皆具有很大之痛史，尤非寻常书画名迹可比”。所以，他多方活动，终于请得馆主许可，“用摄影术全部传实而归”。后由中华书局用玻璃印刷成《圆明园四十叶》，于1928年向全国发行。
当时印刷的这套图册虽然图幅大为缩小，且是黑白色的，但已是圆明园胜景在消失多年后，第一次重现于世人眼前。
与此同时，以梁思成为代表的一批建筑学家也在努力从中国传统建筑的领域，一点一滴地去复原圆明园的实体记忆，使圆明园重新进入公众的视野。
1931年3月21日，北平中山公园内人头攒动。一次名为“圆明园遗物与文献展览”的活动引来了各界人士的关注目光。展览上展出了圆明园烫样模型三幅摄影、清乾隆铜版西洋楼水法图，以及文源阁石栏、安祐宫残瓦等拓片。
举办这次展览的，是梁思成发起成立的中国营造学会。梁思成等人在讲述他们的展览旨趣时，再一次为圆明园的焚毁感到痛惜。“万园之园，毁于一朝，可胜慨哉！”
展览取得了期望之中的效果。当那些满怀新奇的游人们步入中山公园水榭时，彻底为眼前的展品所吸引了。作为普通百姓，他们从未想过有如此之多的残砖断瓦可以登堂入室进行展出，而这些残砖断瓦曾经构造出的辉煌建筑，竟能与京北的那片废墟联系起来。
其时观展者常有万人之众，不少政府官员、文化名流、收藏家、考古家也纷纷到来。“圆明园”“遗物”一时间成为了那个春天最被人热议的话题。
《大公报》等主流报章在显著版面报道了这一文化事件。《北京画报》还特别出版专刊，首次提出圆明园“在中国文化上、艺术上，影响綦大，吾人不当以普通帝王苑囿视之也”。
展览后不到半年，“九·一八”事件爆发。民族危亡情绪在全国上下激荡，圆明园废墟上的断壁残垣顺理成章地成为抗战传单上的标志性图案。
次年，中国营造学社与北平特别市政府共同组成“圆明园遗址保管委员会”，制定遗址保管办法，并由文化费项下按月拨发工务局200元，以资园内各项建设之用。为了对遗址渐次整理，他们还对三园遗址勘定界石，并测绘成1：2000的《遗址形势实测图》。时至今日，这幅《实测图》仍是研究圆明园至关重要的一份资料。
圆明园原可依此进入正式管理保护。但不久政府又命令将圆明园交给清华办农事试验场。等到1937年日军入侵，北平沦陷，清华大学被迫南迁，圆明园的建设再度不了了之。
“圆明园要保护好”
经历了晚清和民国时期的“木劫”和“石劫”，当解放军在1948年底进入这里时，圆明园遗址更像是京郊一片普通的农地：6个村子的农民散落在二三十个小居住点里。
新中国定都北京后，有许多从解放区迁京的单位看上了这片上风上水的“宝地”。中央党校拟在圆明园选址修建校舍，周恩来知道后立即予以制止，并对当时主持党校工作的副校长杨献珍讲了一段有关圆明园最著名的话：“圆明园这地方，总有一天会整理出来供国人参观的，国耻勿忘，圆明园遗址是侵略者给我们留下的课堂。”
根据这个指示，北京市政府发出“圆明园一砖一石不准动”的命令。1953年初，植物园请求在圆明园遗址开辟60亩育苗地，时任北京市市长的彭真明确表示不得占用。
这片饱经劫难的名园遗址，等待着终有一日绽放出自己应有的价值。
不过，圆明园遗迹最初是被作为绿化公园保护起来的。1956年起，海淀区绿化队开始在圆明园进行大规模植树，1959年又正式将圆明园遗址划定为公园绿地。
一位当年海淀区绿化队圆明园班的老工人回忆，之所以大量种树，有一个目的是与农民“争地盘”，“国家种了绿化树木的地方，农民就不能再开荒了。”
历史上，自从被焚毁后一直不断颓败的圆明园，渐渐被一些贫苦农民视为荒地，争相在此开垦粮田。因其不断蚕食着圆明园的土地，又被称为“土劫”。这种现象从光绪年间就零星出现，一直持续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
国家征购了旱地，广栽树木。不过，囿于当时的眼光和条件，树种主要选择了杨树——这种北方最寻常的树种，因其生长迅速，在昔日奇花异草遍布的皇家园林里遍地生长。
即便如此，也不能完全阻止农业生产对圆明园遗迹的破坏。
几十年间，垦荒种地、填湖植稻、养鸡养鸭喂猪、积粪、盖房……经营旱地的不断平毁遗址，要种水田的就挖山填湖，养猪养牛也要拉土垫圈……圆明园230座山丘有80座被挖过，大部分河湖都成了水田。“坐石临流”成了建筑垃圾场，碎砖石和水泥渣层层堆放；“同乐园”成为“民兵干部教员培训中心”。
转变终于在1976年出现。
这一年，圆明园管理处成立。今天圆明园为人所熟知的那些大石头，从那时起开始了逐步清理。
工人们挖开沙土，用绞盘一点点地把石构件吊起。一直在被盗运和破坏的圆明园建筑残件，破天荒地回归原位。
清理大水法遗迹时，它前方的一座土坡上，几块石头的棱角露出尘埃。工人们本以为那就是几块碎石，但铁锹挖去泥土，却触碰出了一条歪倒的石柱。那里原来是皇帝欣赏大水法景观之处——观水法。
史料中，观水法正中设有宝座，后面是由五件石雕并列而成的大型石屏风，分别雕刻西洋军旗、甲胄、刀剑、枪炮图案。但工人们把土坡掘遍，却根本没有找到石屏风的任何痕迹。
那五个石屏风其实还存于世。
不久后，圆明园管理处从一直在为保护圆明园遗址奔走的北京市规划局干部赵光华处获知，石屏风就在离圆明园不远的北京大学朗润园里。
原来，1924年（民国十三年），溥仪被赶出故宫之后，载涛曾管圆明园之事。他把圆明园大批石雕、碑刻、太湖石运往他自己的赐园——朗润园。后来朗润园由燕京大学购去，这五块石屏、两块石鼎就一直弃置于该园中岛西北隅之湖滨。
管理处找到北京大学，学校方面对归还圆明园文物非常支持。工人们用绞盘和撬杠，将这7块重达3吨至5吨的石雕，一块一块地拉出百余米长的羊肠曲径，吊运回园内安装归位。
这是1860年后，圆明园失散物首次运回园内安放。现在，这五块雕刻着欧洲武士盔甲图案的石屏风，就矗立在观水法遗址上。虽然残破，但终究回到了原位，让人们得以看到这种欧洲艺术元素如何融入中国园林。
也就是从那时起，圆明园遗址该如何保护的问题开始受到关注。
时任圆明园管理处党委副书记的张恩荫记得，1979年时，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谷牧曾到圆明园实地查看，并讨论圆明园遗址的保护整修和利用问题。不久，北京市园林局、规划局和清华大学以及国家文物局各自拿出一套方案。
“如何修整和保护圆明园，那时就有了分歧的端倪。”张恩荫说。
真正让这种分歧放大到引起全社会关注的，是一份声势浩大的倡议书。
1583人倡议
“一个外商想投资，在圆明园盖宾馆！”
1980年8月，中国建筑学会建筑历史委员会在北京召开圆明园罹劫120周年学术研讨会，曾任中国建筑科学院院长的汪之力把一条内部消息带到了会上，登时把会场炸开了锅。
参与研讨会的是90多名古建和历史专家，这是对圆明园最为了解和关切的一群人。
“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把圆明园遗址变成宾馆。”研讨会很快形成共识，必须尽快对圆明园遗址进行保护、整修，于是决定成立“中国圆明园学会”，并当即成立筹委会。同时决定写一份倡议书并征集社会名流签名，尽可能扩大社会影响，号召对圆明园进行保护、研究和整修。
时任国家文物局副局长的金紫光和魏传统将军都成了圆明园学会筹委会的负责人，牵头起草倡议书的汪之力也是老革命，曾任抗战时期活跃在京西大山中的平西抗日游击队政委。他们发动各自广泛的社会关系，在国家部委、北京市政府的老战友中广为联络，派人把会议简报和倡议书挨家挨户地送。
这份《保护、整修、利用圆明园倡议书》主要提出了6点建议：政府重申保护法令，公布圆明园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建立专门的机构研究和管理；修建围墙、防止破坏；妥善安排遗址内农民；有计划地发掘遗址、研究史料，做好整修准备工作；有条件时，整理山形水系，清理遗址供人参观。
倡议提出不到两个月，迅速得到社会各界的支持。1583人在这份倡议书上签字，列在前面的有宋庆龄、沈雁冰、习仲勋、许德珩、张爱萍、史良、荣毅仁……“超豪华”的签名阵容可见“整修圆明园”在当时政治环境中的所占地位。“整修整修，还我河山锦绣”，张爱萍将军为圆明园题的诗一度成为时代强音。
出乎很多人意料的是，这份倡议书使圆明园成为举世瞩目焦点的同时，也引爆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争论。
引发争论的是倡议书最后的一句话：“我们有志气、有能力，在帝国主义破坏的废墟上整修、重建圆明园这一优秀的历史园林。”
1980年12月28日，《人民日报》编发署名段运怀的读者来信，信中对“整修圆明园”“一千个反对，一万个不赞成”，最核心的理由是：“我国近十亿人口，现在还很穷，问题成山，需要大量经费解决”。而整修圆明园，“不知要花多少人民币”。
这在当时是很有代表性的一派观点。有人甚至把整修圆明园和慈禧挪用海军军费修建颐和园相类比。
圆明园管理处和筹建中的“中国圆明园学会”则以读者来信形式，在《人民日报》上作出回应，“是逐步整修，不是马上复原”，“整修圆明园是可能的”。
同时刊发的还有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驻京办赵石民的读者来信，他列举了整修圆明园的种种好处，第一条就把整修圆明园列为了一种象征——“振兴民族精神”。
映射着中华民族百年屈辱史的圆明园，也同时承载起了百年强国梦，“圆明园被帝国主义破坏了，我们要把它修复起来，而且恢复得要比过去更好！”
赵石民在信中写道：“我月工资40多元，如果（整修）募捐开始，我愿先捐50元，并负责筹集几百元。”这句话得到了众多响应。此后的4年中，圆明园管理处收到来自全国的个人和团体捐款共计7807元。
1981年12月17日的《北京晚报》上，发表了曾任新闻出版署署长、浙江省省长周建人的文章《应该有所选择》，文章说：“我们的经济建设任务还十分繁重，修缮古迹文物应该有所选择，要有利于教育人民，团结人民……圆明园目前不宜重造”。
文章见报，马上引出了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王道成的反击文章《也谈选择》，文中连珠炮式地发问：“圆明园有没有价值？是不是必要的风景区？保护、整修和利用圆明园遗址，是否有利于教育人民、团结人民？”
周建人没有回应，但争论在更大范围继续着。
恰逢此时，香港导演李翰祥拍摄的电影《火烧圆明园》在大陆上映，引发轰动，也让更多的人对圆明园的悲剧历史有了直观的认识，从而对持续的争论推波助澜，连对这部电影的争论也被裹挟进来。
在这样的争论声中，以“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旅游作为圆明园“出路”的想法轮廓初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