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中国最重要的女诗人。当汶川地震发生后，她悲伤地说：“和灾难相比，其他的一切都变得多么无力。”
1984年，翟永明写下了“女人”组诗，在长诗的序言《黑夜的意识》中，她以一种宣言式的方式向世人宣告女性作为一个主体的存在：“作为人类的一半，女性从诞生起就面对着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她对这世界最初的一瞥必然带着自己的情绪和直觉……她是否竭尽全力地投射生命去创造一个黑夜？并在危机中把世界变形为一颗巨大的灵魂？”
这黑夜的意识在当时不胫而走，立即成为翟永明的一个身份的标签。
2007年，翟永明应电影导演贾樟柯之邀，为其新片《二十四城记》创作剧本，这是她第一部剧本。
早报特约撰稿 河西
女性最擅长的就是直觉
早报：您说写《女人》的时候，即1983-1984年，是您“最不快乐、最压抑的时期”，是为什么？
翟永明：我觉得可能是比较综合的因素吧，整个从1982、1983、1984年这几年里，我的精神状态都不是太好，始终处于一种比较压抑的状态。这是多方面的因素：一是跟单位物理研究所有一种很紧张的对抗的关系，由于跟单位的这种紧张的关系，也导致我跟我家庭产生非常紧张对立的关系。因为我的家庭比较正统，父母的观点跟我们单位领导的观点是很接近的，觉得我写什么诗，发什么稿，完全是不务正业。他们希望我在专业上能够有所发展，如果不能有所发展，至少我应该在单位上是一个好好工作的人。我的天性所致（大部分写作的人天性当中都有比较散漫和随意的一面），这一点可能也导致我跟单位、家庭有很大的冲突。我觉得特别受束缚。
我写那组诗可能是比较集中在我不太好的时段：我母亲病重，我当时连晚上都住在医院里面。各种各样的纠纷在那段时间纠缠着我，让我处于一种比较消极的状态。
早报：不论是像《女人》这些更富青春期气息的作品，还是在《静安庄》、《编织和行为之歌》、《咖啡馆之歌》等作品中，您的写作都显示出一种女性少有的力量，这种力量来自于一种直觉？
翟永明：女性的力量一定来自对自身能力的把握，对自身能力的把握则来自对女性自身能量的认识和评估。女性最擅长的就是直觉。
早报：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自己的女性身份的？有没有刻意地用诗歌来彰显一种女权的立场？
翟永明：我想是因为我工作和写作之后，在一个大的社会环境中，当我想要追求一种自由的工作和生活状态时，发现作为一个女人，这个社会有太多的无形的东西在局限和控制着你，尤其是关于感情、婚姻、女人的职责这些传统的东西，让我感觉到：作为一个女性，很多东西在这个社会当中，仍处于不自由和封闭的形态。所以就更多地关注性别给我带来的一些感受。在大的时代背景下，考虑的问题也会比较大一点。比如说你就会考虑女人在那么多年的历史的状态下，走到今天这一步，到底我们进步了多少？跟以前比较起来，有哪一些是完全没有进步、还是属于受到性别歧视的状态？在我的工作经验里面，还是感觉到有很多性别的差异带来的歧视在里面。
我也不会刻意地去回避它。
我的写作已经跟现实有很大的关系
早报：1990年代以来，诗歌界变化很大。您的诗歌也呈现出相当大的改变，主要是从1980年代那种比较恣肆的抒情，转向更为冷静的观察，这种变化是下意识造成的吗？
翟永明：首先是因为整个1980年代，我比较多的是从关注自己内心出发来写作，那样的写作到一定程度之后，我自己也觉得它慢慢对我形成一种写作上的束缚。不能让我发现更多的东西，或者说不能让我在诗歌上，尤其是在诗歌的写作风格上，能够更开阔。老是写这种东西，会感觉在复制自己一样的，写到最后会有点厌倦。
后来我去了美国，两年没写东西，回国一开始写诗，我一下子就觉得好多东西被打开了，有一种东西，好像是在你的身体里面醒过来了似的。那是一个非常自然的过程，我再也不可能像以前那样写作了，它很自然地就转变了。当然，一直到我开白夜（酒吧）之后，又有一个新的改变。这与开了白夜有关，我跟现实发生了很多的接触，视野好像完全不同了。1990年代末以后，我的写作其实已经跟现实有很大的关系。
早报：从物理研究所辞职后，有没有在体制内工作过？是否也出现过经济上的困境？
翟永明：辞职后，我再也没有在体制内工作过，开酒吧也是为生活所迫。在上世纪80年代，不需要去为五斗米折腰。有一点点工资，我们可以生活得很好，也没有更多的欲望。但是到了上世纪90年代末，一切都发生变化了。
我应该感谢我世纪末的生活变化，我被迫要经受各种考验。它在时间上正好让我进入和承受了这些变化。首先，我没有放弃我的写作，直到现在我的写作状态还是跟以前的状态一样饱满。过去我在单位也要上班，也是在别的时间写作，现在差不多也这样。第二，通过开白夜（酒吧），我觉得我把生活问题解决了。其实那时我也在想，一个诗人想要保持一个比较理想的写作状态，最好先把生活解决了比较好。这样，他写作的时候可能就没有这么多的干扰，可以有比较好的精神状态来写作。如果不把自己的生活安顿好，你就连最基本的尊严都失去了。因为过去的那种舒适的农业社会的理想状态已经没有了，你必须进入一个商业社会，否则，会把自己放在一个太尴尬的状况里面，等着别人来给你安排生活，基本上就丧失尊严了。很多的诗人最终被迫还是要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现在还觉得当时的想法是对的。有一个收入来源，其实也是为了我自己更好地写作。另外，选择开白夜也不完全是为了商业，要是为了商业，我就彻底去做别的事情、做生意去了。我开酒吧为了想要有一个比较自由的时间，白天可以写作，晚上去一下酒吧。刚开始我想得没有那么明确，后来我发现在酒吧里面也可以做很多的事情。所以，我做了很多的活动，我觉得这跟写作是不一样的，但是它对我的写作也是有帮助的。
文人有时真的无行
早报：“白夜”酒吧是不是也会有诗歌朗诵？
翟永明：“白夜”酒吧是1998年开的，现在我正在准备新的地点，在成都的老街窄巷子，新开一个面积大一点的白夜，可以更方便搞一些活动。有过很多的艺术活动，影会，签名售书，诗歌的朗诵，小型展览等。
早报：顾彬跟我说，有一次您想举办一次国际诗歌节，结果被破坏，有些人还在用“冷战思维”来看待诗人，这很可悲，这种事件是否很多？
翟永明：有很多，许多活动都受到警告。最可悲的是有些人出于个人的怨恨或其他原因，还悄悄举报白夜的动态。当然这些人都是写作圈内的人，不然不会知道内部消息。文人有时真的无行。
早报：现代汉语是一种中西杂糅的语言，您觉得现代汉诗的本土化是否可能？有没有必要去刻意追求这种本土化？对于陈东东、柏桦在这方面的尝试您觉得失败大于成绩还是成绩大于失败？
翟永明：现代汉语的历史那么短，现在谈成功与否为时太早。但现代汉语是需要不断丰富和改进的。本土化这个说法不精确，现代汉语寻找自己的独特声音，诗人是最为敏感和关注的。也应该有所贡献。
早报：怎么会去写《二十四城记》的？这是不是您第一次写剧本？贾樟柯是否也参与了剧本的写作？
翟永明：贾樟柯是中国最具独立思考能力的导演。这个剧本有很大的成分是他的思考和写作。
早报：这是个怎么样的故事？
翟永明：这部电影是中国最具实验性的先锋电影，也是贾樟柯的巅峰之作。里面的故事都是真实的。而电影则在真实与虚构之间。
早报：贾樟柯私底下是个怎么样的人？
翟永明：他是一个综合素养极高的导演，一个极有创造性的艺术家。也是一个为人谦和，待人真诚的朋友。他对同龄同代的年轻导演的帮助，让我非常感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