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连续剧《万历首辅张居正》近期在北京卫视与上海东方卫视同时播出，我作为编剧，感慨良多。
写作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我花了10年时间，编这部剧，我又花了两年。曾有人问我，是什么样的吸引力，让你能够在如此长的时间里始终如一、锲而不舍？我说，人的短暂的一生，做不了几件事。如果每天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做一堆华而不实的“业绩”，倒不如沉下心来，坐在冷板凳上，把一件事情扎扎实实地做好。当然，首先是这件事情值得你殚精竭虑。让历史中的张居正走进当代人的视野，正是这样的一件有价值的事。
存活了276年的明朝，发生过多少惊天动地的事件，诞生了多少叱咤风云的人物？但是，有历史学家却下过这样的结论：“明只一帝，朱洪武是也；明只一相，张居正是也。”将张居正与开国皇帝朱元璋相提并论，认为只有他们两个人才能代表明朝的精神气象，可见张居正的影响之巨。清末民初的梁启超也说过，自周至清，中国只有六大政治家，依次是管仲、商鞅、诸葛亮、李德裕、王安石、张居正。这一总结值得商榷，但从这名单可以看出梁启超先生的观点：张居正是中国古代最后一位政治家，从他逝世到清帝逊位，330年时间内，虽然出现过不少伟大人物，却没有一个有资格把名字放在张居正之后。
历史上的政治家与学问家，诸如毛泽东以及李贽、海瑞、熊十力、朱东润、黄仁宇等，莫不对张居正赞赏有加。但也有一些大人物，将张居正斥为“权臣”，指责甚多。张居正说过一句话：“世有非常之人，然后可作非常之事。”他自己就是一个非常之人，他所做的非常之事，就是把已经跌入深渊的大明王朝重新拉回到世界的巅峰。观诸中国历史，能做到这一点的人，的确不多。
儒家评价一个人的成就，依次为立德、立功、立言。这种道德至上的观点，使中国的读书人大都醉心于坐而论道、述而不作的精神生活。以为这样就符合立德的标准。而立功者，就是那种“慨然以天下为己任”，挽狂澜于既倒，将民族引向繁荣富强的人。
张居正细心研究历代政治，认识到重道德轻事功对国家政治运转的危害。因此一反积蓄千年的常态，建立“重用循吏慎用清流”的用人政策。循吏，用今天的话讲，就是不管白猫黑猫，逮住老鼠就是好猫。他们跻身官场，虽不肯钻营，但为了做成一件利国利民之事，讲原则而不拘于原则，讲操守更讲变通。为了事功，甚至不惜打破常人的是非观。清流则不同。他们奉道德为圭臬，宁可事做不成也决不肯损害个人的名誉。在张居正看来，清流是在做好人，而循吏是在做好官。无论是看历史还是看现实，做好人容易，做好官难。做好人只讲求个人操守，做好官必须有大局观念。我们常说讲真话、办实事。在复杂的政治生活中，讲真话容易，办实事难。讲真话只需道德上的勇气，不需要政治上的智慧。办实事是既要道德上的勇气，更需要政治上的智慧。
张居正推行万历新政，其实施的过程，就是讲真话、办实事的过程。所谓改革，就是打破已经形成但不合理的利益格局，优化社会资源的配置，在各利益集团之间形成新的平衡点。完成这个过程，不但需要改革者运筹帷幄的宏观把握，更需要他们洞察幽微的政治智慧，二者结合起来，即是执政能力。
在中国古代，张居正是最为典型的读书人从政的代表。担任10年首辅，除了回家葬父离开京城5个月，余下的时间，他都坐在紫禁城文渊阁的值房内。他很少开会，但每天都在研究全国各地出现的新问题、新动向。10年执政，他发出的文件尚不足于他写出信件的1/10。文件，是统一的政策，信件，则是针对各地不同情况而给出的特殊指示。仅从这一点上，便可以看出他超常的政治才能。
有人问我，你笔下的张居正这个人物，和历史中的张居正相比，有哪些异同？我说，作为一名作家，他必须找到历史中的“这一个”，即他的特殊性、惟一性。现在，大家所看到的小说中和荧屏上的张居正，他既是一个历史人物，又是一个艺术典型。
作者：熊召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