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一凡，大象系列4号。本次大学生艺术博览会参展作品之一。
此作品曾参展今年八月的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未来展”，受到关注。她用看上去并不沉重、反而是轻松而美好的形式再现各个社会热点。张一凡希望透过表面的美好，反映背后的残酷。有评论认为，当很多功成名就的艺术家在政治和资本的胁迫下越来越犬儒时，年轻的艺术家反而更关心当下的世界。
羊城晚报记者 朱绍杰
这周的广州琶洲国际会展中心显得十分热闹。首届大学生（广州）博览会于12月13日至16日在那里举行。与此同时，在广州市民身边也充斥着各类艺术博览会广告：从报纸、电视，到公交站牌、报亭。看上去，广东的艺术市场也显得十分热闹。
仅今年，接二连三的艺术博览会登场广东，给人目不暇接之感：12月6日的2012第17届广州国际艺术博览会；12月12日的首届深圳国际艺术博览会；10月15日的第三届艺术广东·国际收藏品及艺术品博览会……
来自文化部的数据显示，2011年中国艺术品市场交易额为2108亿元，列世界第一位。
但通过艺术品拍卖实现的交易远高于画廊、艺术品博览会等艺术品一级市场，其中存在之弊病不仅扰乱了中国起步不久的艺术品市场。这导致艺术品成为资本玩家的金融工具，远离文化收藏和消费的大众群体。
另一方面，艺术博览会在中国一直处在议论的风口浪尖上。就近日艺博会火热的广东地区而言，缺乏对纯粹艺术品质的坚持一直为人诟病。
事实上，中国大陆的艺术博览会自广州发轫，但目前广东的艺术博览会不尽如人意。今年五月，由国际老牌艺术博览会入主的香港艺术博览会引人注目，其国际性、专业性以及区域优势，业已改变全亚洲的艺术版图。近在咫尺的广州更应有危机感。
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教授冯原认为，决定艺术博览会生命力，必须思考如何适应全球化时代的国际游戏规则，并在这个规则下拉动中国本土的优秀艺术生产。
羊城晚报：广东的艺博会一直有较多争议，在您看来，哪些方面的争议最值得注意？
冯原：是的。中国的艺博会发端于1993年，起源于广州，所以说广州是中国艺博会的诞生地。这和上世纪90年代广州在全国的位置有关，由于地理和政策的缘故，广州是全国改革开放先行一步的城市。而在艺术上，当时的中国艺术出现一种新倾向，一种从原来官方的、国营的，转向市场化的趋势。因此，我们可以把艺博会看作中国大陆艺术体制发生裂变的一个标志。
随着1998年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城市竞争的加剧，北京、上海等国内城市的进一步崛起，北京成为了中国的艺术中心。2000年后，这些城市很快也出现了一系列的艺博会。这都显示出北京、上海在全球化时代中，作为中国城市领头羊的角色。而广州作为艺博会起源地，其地位就被这两者所取代，已经不再具备当年的影响力了。
但总的来说，广州作为博览会发起点，仍占有一席之地。广州的艺博会开端早，持续了近二十年，而广州也是珠三角的经济交流的重要城市，因此，艺博会也保留了一定的规模和分量。
我们常说广州的艺博会有一些不尽人意的地方，舆论上有所批评，大致是从组织机制、层次上出发的。首先，广州的艺博会在层次上不如北京、上海。这里的“层次”具体指的是国际化的水平上。我认为，这样的现象基本是属实的，的确如此。和这个现象密切相关的，就是广州的艺博会在组织形式上不如北京、上海的严谨。所谓严谨的艺博会是按国际惯例来进行组织的，更多是以画廊、机构为参与主体的博览会，对应的是游戏规则更加明确的国际市场。
在这个意义上看，广州的艺博会似乎没有达到这样的一个层次。虽然它也有它的活跃性，但要是我们把全球艺术市场看作一个等级体系的话，比北京和上海要低上一两个档次，甚至更低一点。
羊城晚报：艺术博览会形式来自西方，在广东经历二十年，仍有水土不服之嫌？
冯原：艺博会的形式和惯例来自西方，那它在中国必须面临中国化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广州的艺博会不是说它不愿意按照国际惯例行事，向高等级的艺博会靠拢，而是因为中国的特点条件和情况造成的。
在全球化时代，中国大陆的条件不足以容纳三个中心城市。北京是毫无疑问的全球化城市，它是政治首都，在人才凝聚、资源配置和国际影响力上，这些方面都不是广州可以抗衡的。上海作为一个具有深厚国际背景的城市，其在近代国际化的历史和程度，也不是广州可以匹比的。
在这两者的竞争之下，广州的艺博会定位，只可尽可能地符合中国特色。也就意味着，我们必须把自己的目标往下降一点。这样才能使艺博会运作下去。这是针对现实的一种策略。
羊城晚报：为什么说符合中国特色就必须把目标往下降呢？
冯原：水平层次的高与低，并不是我们单方面说了算的。在全球艺术推广的市场行为，都有它们的一套游戏规则。组织博览会并不是自己和自己玩，而必须跟两种人玩：一种人是中国本土的艺术家，另一种是跟国际艺术市场中的人玩。
如果按照国际上的标准，你无法吸纳更高层面的艺术家、画廊时，就必须降低自己的标准，以符合经济运作的规律。简单地说，就是降低进入博览会的门槛。这就意味着，有些按照国际惯例不应该进入博览会的某些艺术家必须让他们进来，这就进一步让其档次有所降低。如果我们不把这个问题看作档次高低，就只好说是“中国特色”。
羊城晚报：影响艺博会档次的因素很多。广东受众的情况对艺博会的组织、定位产生影响吗？
冯原：我认为，今天的艺术受众是国际化的。虽然香港、北京等地也可见到本地藏家的身影，但真正的国际艺术博览会的受众并非仅仅由本地人组成。市场中存在一个与国际艺术博览会档次相匹配的消费人群，而这个群体是全亚洲、甚至全球流动的。
参加高档次艺博会的人群并非只是本地的，一个档次足够高的艺博会开在一个城市，这个群体的人就会追着这个艺博会。所以我不太认为，广州的艺博会是被受众拖了后腿，也不认为，香港、北京的艺博会和当地的普通人有什么关系。
羊城晚报：广东的艺博会繁多。广东真的需要这么多艺博会吗？
冯原：我们要把博览会看作一个市场行为，而不是制度性行为。当我们这样看时，讨论艺博会的多与少，就像议论一个地方的餐厅、咖啡馆的多少一样没有意义。它的多少是由市场调节的：他能办下去，就说明不多；办不下去，就自动会减少。无论多和少，都是市场调节下的正常现象。
羊城晚报：在中国大陆，不少这样的市场行为都受到政府的主动支持。频繁的艺术博览会是否在制造一种文化的虚假繁荣？
冯原：不能完全就说频繁的艺博会在制造文化虚假繁荣。从上世纪90年代初，广州做第一届艺博会开始，政府就已经把艺博会看作提高广州城市文化的举措。二十年过去了，各地政府都乐意推动这类文化产业的项目。现在已经是一个各个城市争相打文化牌的年代，都把文化看作是城市竞争力的增长点。艺术博览会或多或少都会承担起政府对这方面的需求。我觉得这是合理的，也是正常的。
但总体地说，博览会毕竟不是一个完全官方性质、体制性质的行为，必须按照市场规律运作的行为。因此，无论政府是否进入，最终决定艺博会生命力的，还是两个方面：如何适应全球化时代的国际游戏规则，并在这个规则下拉动中国本土的优秀艺术生产。
羊城晚报：在国际级的艺术博览会上，如今年五月进行的香港艺博会，我们都可以看到艺博会具有一些非商业性的功能。这些功能在广东的艺博会上是否缺失？
冯原：这些所谓的艺博会之外附加功能，一方面是主办方的营销策略，另一方面是其衍生性产品。虽然这些产品不是它最重要的功能，但反过来说，都是这类博览会高档次的一种表现。因此，如果一个艺博会不能达到一定的档次，恐怕它难以生产出这样的衍生性产品。我觉得这是一个正常现象。我们可以要求一线的博览会，在艺术公共教育、传递收藏理念等方面做带头工作，但未必要求二线、三线的博览会拥有这样的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