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没有把自然世界作为研究思考的中心内容
中国人的祖先实在太注重于人的现实生活和内心世界，几乎从来没有把客观的自然世界作为自己研究思考中心。当然中国的天文学还算是比较发达的，因为这与具体的农业生产有着很大关系。按照中国哲学的传统，它的作用不在于增加具体的关于世界的知识，而在于提高心灵的境界。
在中国思想家那里，天地自然和人是一体的，是天人合一，物我相齐的。人和客观自然世界本来是统一的整体，没有必要单独拿出来具体研究，实际上就是取消了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区别。比如“轻的物体下落的快还是重的物体下落的快”这样的问题在希腊哲学家那里是个问题，但在中国哲学家这里就不是个问题。中国的古圣先贤们进行思考的最终目的往往还是落实在人本身，落实在社会政治生活上去。无论哪一派思想，都会直接或者间接地讲到政治和道德，具体的自然规律反倒是处于次要地位的。实际上中国也没有哪一派思想是单纯以自然规律为研究对象的。
中国思想家不习惯于将客观的世界进行具体划分，以探求某一领域内的具体的客观规律，而是习惯于寻找世间万物的共同规律，寻找“大道”，实际上就是混淆了哲学与科学的区别。具体的山川河流如何运动，天地四时如何更替，中国人的祖先往往并不通过具体的科学实践活动进行考察，而是习惯于用一些哲学的似是而非的概念来笼统地进行解释。
2．3重农轻商，商品意识差
早熟的农业文明，让中国人形成了“重农轻商”的观念。“商”为四民之末。商人往往被认为是狡猾、见利忘义的，商人虽然有钱却没有社会地位，往往被人歧视。在中国人的祖先眼里，农业是安身立命之本，关系到生产，而商业只关系到交换。但问题在于，商业社会是以交换为目的的。简单的说卖的越多，赚钱也就越多，所以为了畅销其货，他们必须鼓励制造货物的工艺创新和发明，以便生产出更多更新的产品。所以新技术往往在这些国家很快就能得到利用，并且会人为的主动的去进行发明创造和技术改造，因为有利可图，在道德上没有什么束缚，所以生产得到鼓励，技术得到推广。对于以海洋贸易立国的古希腊，以及近现代的荷兰、西班牙、葡萄牙、英国这些国家，他们有更多的机会见到不同的国家不同的人，所以习惯于变化，不怕新奇。工业革命发生在英国这个以商业维持繁荣的国家，绝不是偶然的。相反的，对于古代中国这样的农业社会，农业生产最主要的是为了满足自身生活的需要，当然还要交纳地租赋税。这种生产往往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模式，彼此间很少有货币或者经济往来。而且这种小农生产还被赋予了更多的道德色彩，被认为是符合自然本性的。所以这种生产方式很容易满足，不需要变化，也无从变化。这就不难理解中国曾经有很多发明创造，非但不是得到鼓励，而是受到压制。中国是个农业国，重农轻商十分严重。过去，经商是被人看不起的，不知商业是产品流通的重要环节，对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繁荣经济起着重要的作用，尤其在现代，没有市场经济的高度发展，也就无法走向现代化。
2．4家庭伦理对个人自由的束缚
在中国的传统社会里，人生下来就是不自由的。在一个注重家庭伦理道德的社会里面，社会组织是独裁的、等级制的。在这样的社会中父亲的权威天然高于儿子，君主天然高于臣子，丈夫天然高于妻子。一个人生下来，已经在道德上被赋予了某种角色。这种伦理制度虽然促进了社会的和谐有序，但从根本上也扼杀了个人的自由与个性。个人不能怀疑权威，怀疑就要受到谴责。个人的独立思考和发明创造往往被集体的名义所抹杀。
就笔者的理解，以上四点中第一、第二条是缺陷中最为重要的，也注定了中国文化乃至决定了中国人的性格。没有科学，我们就只能停留在中世纪；没有自由民主，国家将一直处于人治而非法制的状态。我们必须改造我们的哲学，改造我们的思想，通过工业化来进入现代社会。如果说传统的儒道佛三家提供了中国人的伦理道德、哲学工具、宗教关怀和中国人复合性格形成的源泉的话，那么以科学和工业化为特征的西方文明，可以被认为是中国文化获得新生、改变中国人性格的第四种力量。相信汲取了科学精神的中华文明一定会实现’自己的伟大复兴，中华民族日趋臻善的性格一定会让自己早日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作者：王玉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