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学的学科及学术价值
应当指出的是，尽管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徽学有一个被人们不断认识、熟悉、理解、接受和深化的过程。但是，其学科性质首先必须明确，学科研究对象与研究主体也应当得到确认。
国学大师王国维曾经说过，“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同‘现’——引者注）。有孔子壁中书出，而后有汉以来古文家之学；有赵宋古器出，而后有宋以来古器物、古文字之学”。他紧接着论及了殷墟甲骨文、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地之间简牍、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唐人所书卷轴、内阁大库之书籍档案和中国境内之古外族遗文等五项发现，认为：“此等发现物，合世界学者之全力研究之”，当会产生新的学科。（《王国维遗书》第五册《静庵文集续编·最近二三十年中国新发现之学问》，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如今，甲骨学、敦煌学、简牍学和明清档案学早已创立了各自的学科研究体系，并为学术界所广泛接受和认可。而徽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则形成较晚，它的创立，主要得力于20世纪四十年代后期以来至今徽州近50万件原始文书的大规模发现。加之有包括徽州族谱在内的9000余种徽州典籍文献传世，可供与文书契约互相参证。现存8000余处徽州地面文化遗存，更是明清以来至民国时期徽州人生产与生活的真实见证。所有这些，都构成了徽学这座大厦坚实的学术支撑。因此，围绕徽州社会经济史特别是明清徽州社会经济史研究为中心、整体研究徽州历史文化和徽人在外地活动的徽学，正是建立在包括徽州文书在内的大量新资料的发现这一基础之上的。
徽学研究的意义在于，它是以徽州文书为中心，结合其他文献和地面文化遗存等资料，综合研究明清社会实态、以重新反省和认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社会经济与文化发展的历程和特征，并从整体上把握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脉络和规律的专门学问。这正是徽学的学术价值之所在。
因此，徽学研究的内容与对象对象尽管涉及各个领域和方面，具有一定的综合性特征，但就学科性质而言，应当隶属于历史学研究范畴。徽学是以历史学科为主、多学科交叉的专门史研究领域。
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起，部分学者将徽学与敦煌学和藏学并提，称之为“中国三大地方学”，甚至是“三大地方显学”。这其实是误解了敦煌学和藏学的学科性质，同时对徽学的认识肤浅所导致。应当指出的是，徽学研究的任务远非徽州地方史所能担当，徽学研究的性质亦非徽州地方学，更遑论敦煌学与藏学从未称自己为地方学。徽学实际上是以更宏大的背景、更广阔的视野，从整体史的角度，来考量和审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社会经济、历史与文化发展的专门研究领域。
徽学是20世纪一门新兴的学科和专门的研究领域，徽学所研究的徽州整体历史文化既是区域历史文化，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杰出代表，是“小徽州”和“大徽州”的有机结合。徽学的学科建设，不仅关系到徽学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也直接涉及到中国地域文化研究理论和范式的创新问题，是徽学融入全球化视野，与国际接轨、开展国际交流合作和构建徽学学科平台的重要基石。因此，徽学一定要从包括敦煌学、藏学在内的较为成熟的相关学科建设中汲取营养，以整体史的视野，构建严密而科学的徽学理论体系，这是徽学健康发展和走向世界的基本前提。
演讲者简介：
卞利，1964年生，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主任，安徽省首批学科与技术带头人。兼任中国社会史学会副会长、中国明史学会理事、安徽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专家委员会委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徽学与明清区域社会经济史等，主持或完成国家社科基金课题3项、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3项，主持与法国高等研究院、韩国国学振兴院及中国台湾合作课题各1项。独立撰写出版《国家与社会的冲突和整合》、《徽州民俗》、《明清徽州社会研究》、《胡宗宪评传》等著作6部，在《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新华文摘》、《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理论版等报刊杂志上，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获安徽省人民政府和安徽省教育厅优秀人文社科成果奖多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