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未都是个传奇人物。他写小说，二十几岁就声名远播；他写电视剧，《编辑部的故事》、《海马歌舞厅》让他名利双收；他玩收藏，不仅建成了蜚声中外的中国第一家私立博物馆，而且几十年下来他竟以草根之身与国家级的专家形成了文物鉴定的鼎足之势……本书即以其收藏经历为主线，将马先生艰辛曲折、鲜为人知且又充满智慧的收藏经历和故事生动地展现出来，涉及收藏故事、收藏秘笈、建博物馆、人生感悟、文学生涯几个部分。
收藏缘由 我讲究的是证据史观
梅辰（以下称梅，作家）：您的收藏经历好像开始的特别早？
马未都（以下称马）：对。上世纪80年代我在中国青年出版社《青年文学》编辑部工作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只不过那时我对文物的理解时有时无。
梅：您当时怎么就有了买文物这样的意识呢？
马：因为我这个人每看到一样东西我就要想“为什么是这样？”比如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杯子有两种，一种带把儿，一种不带把儿，那么我就会想“人类是什么时候开始有意识给杯子安个把儿的？”这样的问题只有文物可以给你解释，并且文物可以真实地再现历史。
迄今为止我觉得我们的史观是有问题的，我们仍然是一个文献史观，但我讲究的却是证据史观，我要用证据说话。我觉得文献有百分之二十的真实度就不错了，咱还别说《史记》两千年前记的事儿根本就记不清楚，咱就说今天的事儿，文革的事儿你写出来的都是真实的吗！你自己亲身经历的事儿、这么近的事儿你写出来都不全是真实的，你怎么可以说文献上记得都是真实的呢？所以别说什么《史记》不《史记》的。
梅：那时候没有假货吧？
马：真的都卖不出去呢！造假也有成的，可真货都是白来的。
梅：把家里的老东西拿出来换点钱？
马：一般都是由贩子从下面两、三块钱收上来，然后再加点钱五六块钱卖出去，很便宜的。你知道商业对社会经济的推动作用是非常大的。
我记得当时出版社是八点上班，我早晨六点半出门，但每周有两次六点就出门了，一出门骑着车先奔玉渊潭公园东门，东门门口就有卖古董的早市。我记得特别清楚那年我买了的一件东西才15块钱。
梅：什么？
马：帽筒。帽筒是清中叶以后放帽子用的一种瓷器。在清早期，乾隆以前是没有帽筒的，都是用帽架，一般就是一个支架，帽子摘下来后就搁在上面。因为清代满族人的帽子是非常讲究的，他的官职是靠顶戴花翎去昭示的，如果说摘去顶戴花翎那就意味着丢了官职，因此回家后帽子都是供着的，人们对帽子是怀有一种很尊敬的态度的。到了清中叶后出现了帽筒，它是一个直上直下的瓷筒。帽筒在家里也算是一个重要的陈设，因为人们对帽子很尊重，自然对帽筒也会很讲究。帽筒到了清晚期非常流行，它的主要材质是瓷，但也有其他材质的。
梅：据说那时候要是运气好还能碰上有的卖家看见买主喜欢，就说“您拿走”连钱都不要的事儿。您赶上过这好事吗？
马：多了。我那时认识的一些文化界的或者有身份的老者，他们家里都摆着好些古董。逢着人家买白菜啦、蜂窝煤什么的时候我就一身大汗地帮着干活，每次忙完之后洗干净了手我就抱着这些古董坐在沙发上反复看。其实我就是奔这个去的。老先生问我“你喜欢它啊？你怎么会喜欢这些东西？”我说：“我喜欢，我天生就喜欢这些东西”， 有的老先生就会说“得了，你喜欢你就抱回家吧”。因为那个年代，这些人都是为物所累，“文革”时很多人都是因为家里有这些东西而被弄得家破人亡，而且当时这些东西也不值钱，所以就慷慨地送人了。
“打眼”经历 差点被编排好的一出戏骗了
梅：俗话说没有真金白银的付出就不会长出好眼力。您收藏了几十年，是公认的收藏大家，您是否也有过打眼的经历？
马：打眼肯定有过，谁都有。我们早期的打眼主要都出在认知程度不足上，我们那时的打眼相对今天来说也就不叫打眼了。我那时候买错了也不过就是把乾隆的当雍正的买回来了，即使是买错了年代但也还是买的老的，今天来看也没什么问题，也没吃什么亏，还赚钱了。问题是今天的打眼是说买假了，是被人骗了一个彻底的倾家荡产。我们那个年代就没有假货。
梅：您有没有特别难忘的撕心裂肺的打眼经历？
马：我记得有一年，人家给我介绍了一个天津的医生，说他家里有点儿东西，我就去了。一进屋，我用眼一扫就发现这家的东西不错。我大概看了看，然后就问他还有没有别的更好点儿的东西？这时候他就下意识地看了他老婆一眼，我就知道这事儿得他老婆说了算，我就赶紧跟他老婆说我大老远的来了，你能不能给我拿点儿好东西看看？只见夫妻俩目光一碰说“要不就把那东西拿出来给他看看？”然后对我说“你得等会儿，不太好拿。”那女的起身把壁柜的门打开，柜子里面堆满了乱七八糟的东西，帽子、被子、衣服、鞋什么都有。她就稀里哗啦地开始往外掏，一堆一堆的掏了大半间屋，我就觉得心里压力特大，我怕万一她掏出来的东西我没看上就特尴尬。
终于在深“柜”尽处掏出了一个盒子，一个包装的很好的、很老旧的盒子。打开一看正是我最想要的东西。当时他开价16万，我觉得很便宜，因为当时那东西的市场价在国外差不多有160万了，十倍吧。我凭直觉觉得那东西是真的，我就试着还了一个价钱：“8万行不行？”然后他立马就说：“你现在给我钱？”应该说这夫妻俩前面所有的戏演得都特别好，所有的铺垫也都没有漏洞，就到这句台词给演砸了。我跟户里人打过多少交道？户里人怎么可能让你砍下一半价钱呢！它又不是秀水街！不可能的！户里的人要16万，你最多砍到15万那都能累死你！没有一个户里人卖东西你还完价他立马就卖的，他一定得跟你拉锯，跟你磨，他不可能让你砍到一半价钱的！“这人怎么那么容易啊？”我心里咯噔一下子，凭我多年的经验就觉得不对劲了。我推说今天没带钱，改天再来。
我的经验是假如你当时没有钱，就算你跟他谈好价了也没用，等你拿了钱再回来的时候，往往那个已经说好了的价就不灵了。因为但凡你跟他说好的价都是你认为有得赚的，亏钱的事你肯定不干嘛，所以你只要是不当场给钱，你前脚一走，那户里人马上就开会研究、找人咨询，所有人都会告诉他“你卖亏了，那人你得多弄他……”都是这样。有的时候你事先说好了的价，过后你带着钱去，那户里人当着你的面就动起刀来“谁让你卖的？这个价你要敢卖，我就跟你拼了！”那你没辙！反正那个价你是买不着了。往往这种情况下你都是妥协——加钱。因此我一般就是当场说完就给钱。
但我还是有点不死心，过了几天我就带着8万块钱又去了。到他家后我就把那东西拿到阳台上去看，特别仔细地看，我就发现那东西可能是仿的，不好……没买。这要是碰上个不知深浅的上来一刀砍下一半儿，还寻思着是捡着便宜了呢！
梅：古玩行里的老话：搞收藏最忌讳的就是“看戏”、“听故事”。
马：年轻的时候听的故事多了，净听故事了。什么他们家祖上是宫里的太监啦、宫女啦、厨子啦，干什么的都有。有的是偷的，有的是赏赐的……所有的故事都是假的。自始至终那就是他们编排好的一出戏嘛，不定在家排练过多少次了呢。演得不错。
“捡漏”的乐趣 地摊上买了个宣德的碗
梅：您过去经常捡漏吧？
马：对，过去的人不太懂这些，捡漏的机会相对多。
梅：您都捡着什么了？
马：多了，我那些东西都是漏。现在也有漏，就是你不懂，“漏”就是真到你跟前儿你也不买。
梅：您给讲讲您花30元、50元捡着的漏，好几万的漏一般人想捡也捡不起。
马：有一回我去北京大学一位老师家，当时他正准备搬家，由平房搬楼房，什么都卖，卖了一大堆东西给我，最后我要走了，快到门口的时候我一眼瞥见地上有一个康熙青花的大笔筒，特好，我就问“这个您卖吗？”他说“卖，您给50，您拿走。”
梅：他自己不知道它值多少钱？
马：他不知道，当时那个笔筒的价值也值几千块了，现在得值20万左右吧。类似的这样的事儿多了。
梅：羡煞人也，此乃可遇不可求。您在地摊上捡过什么漏？
马：地摊上捡的漏就更多了。地摊上我买过一个宣德的碗，那农民张口就要200。
梅：估计人家还是咬牙跺脚、狠了狠心才开的“狮子”口。
马：他不知道它值多少钱。我说“100吧？”对，买古玩按原则是不管货主开价多便宜你都得还价。主要是让他舒服，而不是让我舒服。
梅：这话怎么说？
马：他要200，你立马就掏200，他立刻就觉得开价低了，他心里就不舒服，他就会找借口不卖了。
梅：那怎么行呢？话都说出去了。
马：人家说“您听好喽，我刚才说的可是200美元……”招儿多了，所以不管多便宜你都得还价。我从100、120、150、一180逐级还价，最后一分钱也没砍下来，我说：“得，200就200吧。”最后200成的交。这样他也比较舒服，卖到头了嘛。另外我反复跟他拉锯也是为了要让他确认他所说的那个价格。
梅：您觉得您与其他的收藏家有什么不一样吗？
马：我哪儿知道我跟人家有啥不一样啊？第一，我是白手起家，没有任何世家的背景；第二，完全是出于个人爱好。我当时喜欢文物的程度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是一种执迷的状态，并且我是在没有任何背景的情况下喜欢这些东西的，是在它没有价值的时候。今天很多人对它趋之若鹜是因为它跟钱有关，假使它跟钱无关，也许很多人就不喜欢它了。我确实是因为文化的原因而喜欢它， 我觉得它的背后蕴藏着无穷无尽的我们未知的，或者说我们应该知而不知的知识。
我喜欢收藏的年代正是我们从一个文化的废墟中走出的年代，觉得满地都是宝贝的年代。今天我们这个文化大厦虽然建立起来了，但它却是个畸形的，是个怪胎——大部分人不是因为喜欢其中的文化，而是在其中“淘宝”，觉得有漏可捡。我觉得在这方面我们没有一个国家的态度，国家在中国文化的态度上是一个模糊的态度，或者说是一个放任的态度。
龙床 李翰祥导演最后的托付
梅：皇上的宝座都很难流出宫，龙床您是怎么弄来的？
马：历史上买的呗。那时候没人认它，有人认我就买不着了嘛。
梅：这床当时在哪儿？
马：原来在北京硬木家具厂，后来被香港著名导演李翰祥先生买下了。北京硬木家具厂是一家国有企业，当时像这样的东西很多，厂里都不拿这些当回事儿。这个床当时是很便宜的就买给李翰祥了。
梅：然后呢？
马：然后他又卖给我了嘛。
梅：这么好的东西怎么就舍得卖了？
马：我跟李导早年就认识。上世纪80年代，他到北京拍电影《火烧圆明园》和《垂帘听政》，闲暇之余他去北京硬木家具厂买这些老东西的时候，当时是我陪着他去的。那时候他有钱，我们都没钱，就看着他潇洒地一掷千金。当时他花了12万人民币几乎快要把那厂子都买净了，你今天花12万连一个凳子也买不来啊。
认识他很多年后，有一天他突然给我打电话，说：“马先生，我想见你。”我说我今天下午已经有约了，你要不就早点儿，要不就晚点儿。他说：“那我晚点儿，四点以后吧。”中午我正吃饭的时候，他又给我打电话,说：“我等不及了，我正在路上呢……”12点一刻他到的。我陪着他先看了我的博物馆，那时候博物馆还在琉璃厂呢，然后他给了我一张清单，说：“我所有的东西都在这张纸上了，我想把它们卖给你。”我看了看价格还可以，他给我留出了一个砍价的余地，我说：“行，我初步想我可以接纳这事儿，但我今天实在是没有时间了，咱们改天再约时间，到时再谈。”他说“行”就走了。第二天晚报就登出“李翰祥导演猝死片场”……等于他从我这儿离开后就奔了拍摄场，仅拍了一个镜头就猝然过世了。我们分手后两个小时一刻钟他就辞世了。因为他那天过世了，所以那天的事儿我就记得特清楚。他把最后剩下的东西一股脑儿都卖给我了，卖完了他就死了。
梅：天啊！这哪儿是在卖东西啊，这完全就是一份托付，是上苍给这些宝物又找了个好归宿。
马：后来他的遗孀和子女全都到场了，他们对我说：“既然李先生生前把这事儿托付给您了，我们也不懂，您就要了得了……”我当时没好意思说我还没砍价呢！但我没法说了，人都走了我还怎么说呀，照单全收呗！我只好说这钱太多，我只能分期付款……
今天来看虽然当时没砍价，但搁到今天看当时的那个价还是很便宜的，今天这一个龙床的价格就可以把当时所有东西都买下来了，但在当时它们还是挺贵的。
梅：我看您的博物馆里还有其他的几个床，它们也都很有来历？
马：几个床？我有100多个床呢！
摘自《马未都说马未都》 梅辰 马未都 著 中信出版社2008年5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