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西
8月7日，早报评论版刊出乔新生先生的文章《我们是否需要永远的索尔仁尼琴》，认为索尔仁尼琴是“投奔西方自由世界”，且索尔仁尼琴“在巨大的风险背后，却蕴含着巨大的物质利益”等等，讹误之处不少，真实情况如何呢？
在1988年之前，在苏联地下就流传着索尔仁尼琴的著作，他的作品在读者中拥有很大的传阅率，这当然不是西方或索氏硬塞给他们的，解禁是历史的必然。柏桦在《左边——毛泽东时代的抒情诗人》一书中曾经提到:以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为中心，并小范围地在一些省城逐渐扩展成为打字的、油印的以及照相复制的一种真正的地下刊物。这些刊物在苏联被称为“萨米兹达特”（俄语的意思是“自发性刊物”）。《日瓦戈医生》在西方出版后被偷偷地带进前苏联，由“萨米兹达特”翻印了其中大量章节，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癌症楼》、《第一圈》、《1914年8月》以及约瑟夫·布罗茨基的诗歌（他早期的大多数作品都在“萨米兹达特”上发表，并于1965年在纽约出版诗集《长短诗》一炮而红）等无不如此。
1990年10月，当诺贝尔奖金委员会通知戈尔巴乔夫，他被授予该年度的诺贝尔和平奖时，虽然戈尔巴乔夫以获得最具权威性的国际奖金为荣，但他同时想到的是帕斯捷尔纳克和索尔仁尼琴在苏联国内“臭名昭著”的遭遇，所以，谨小慎微的戈尔巴乔夫委托当时的外交部第一副部长阿纳托利·科瓦廖夫代他领取奖金，并宣读感谢词——比颁奖晚了半年多的时间。索尔仁尼琴的感谢词比颁奖晚了整整四年，因为1970年他不被允许到斯德哥尔摩领奖，所以瑞典的颁奖人只能对着一个空椅子尴尬地宣读授奖词，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诺贝尔文学奖在冷战时期饱受指责。不可否认，诺贝尔文学奖错过了一些伟大的作家，但达里奥·福、西伦佩（《赤贫》的作者）、萨特、萨拉马戈（葡萄牙共产党党员）、聂鲁达（智利共产党党员）等左翼作家并未缺席，它的权威性仍得到世界各国的公认。
现在索尔仁尼琴在俄罗斯国内也获得了平反，但是请注意，他从来不是墙头草，给了他一点荣誉、一点好处（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他收受了西方的巨额赞助），他就放弃独立的知识分子立场。苏联解体前后，他两次拒绝国家的奖赏。第一次是1990年拒绝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授予《古拉格群岛》的国家奖，第二次是1998年拒绝叶利钦颁发的俄罗斯联邦最高国家奖。他85岁接受采访时，对叶利钦的批评也让叶利钦非常难堪:“叶利钦时代，通过无耻地掠夺产生了许多富人……要保障在国民经济建设中，国家财产不会受到无耻的掠夺。”
索尔仁尼琴的文笔也许并不漂亮，但他写平凡和苦难中的崇高，着眼点在匡世，正视淋漓鲜血的那份勇气仍值得尊重和学习。离开苏联之前，他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写作，《古拉格群岛》有一种陀斯妥耶夫斯基《死屋手记》般的散点叙述的力量，看似猛烈，其实走得并没有人们想象中的那么远（包括政治上）。他在形式上的“前卫”（将大量的档案、书信、资料融入小说中，批评者贬之为报告文学），揭露真相之外，更是为了恢复一种传统道德的秩序，与艺术形式无关。他也反对盲目跟从西方的价值观，而强调一种中间路线。他也许和戈尔巴乔夫才是同路人，在后者的自传中，这位失败者援引索尔仁尼琴的话来为自己的失败辩护:“最困难的莫过于给社会发展划一条中间路线了:如同是一个人身处天涯海角，呼喊、拳头、炸弹、栅栏无法帮助你。中间路线要求具有最大的自制力、最坚定的勇气、最清醒的忍耐力和最准确的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