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日前飞往成都，参加“财富成都，花间论道”活动。国航班机上，在《西南航空》杂志2012年第四期读到一篇作者署名“苏龙美惠”、写杜甫在四川成都期间生活的文章，《杜甫之‘蜀酒浓无敌’》，我立即大惊失色，以为自己遭遇了旷世之作！——杜甫在四川成都期间的生活，相关诗文甚多，活动轨迹比较清楚。除了个别细节，文学史家争论不多。只要读过一遍杜甫编年诗集的人，都会得到一个大致不差的印象。但是，这一篇鸿文，竟然能够达到错讹百出、几乎没有一句话是靠谱着调的境界！
还是随手举几个例子吧（引号中文字，摘自《杜甫之‘蜀酒浓无敌’》；破折号后文字为鄙人所作说明）：
“杜甫来到蜀地时，正是肃宗上元元年一个白雪皑皑的黄昏。”——杜甫挈家到达四川成都，时间是冬季十二月不假，但是没有任何诗文可以证明当时杜甫面前出现过“白雪皑皑”的景象。现存杜甫诗歌中，进入剑门，也就是入蜀之后，《成都府》应是最早的作品。诗中不但没有写到雪景，反而有如下描述眼前景物的诗句：“我行山川异，忽在天一方……曾（层）城填华屋，季冬树木苍。喧然名都会，吹箫间笙簧。”显然，杜甫眼前，是一派绿意盎然、繁华喧闹的景象。在成都平原生活过的人都知道，那里冬天很少下雪，即使下雪，也不大可能在平地上出现白雪皑皑的景象。西岭雪山常年有积雪，但不能因此用“白雪皑皑的黄昏”描写杜甫达到成都时的情景。杜甫诗中，皑皑白雪，出现在入蜀之前，在同谷（今甘肃成县），“黄独无苗山雪盛”（《同谷七歌》）。
“在长安生活了十年的杜甫，四处碰壁的清贫生活，早也减少了他年少时的踌躇满志。”——杜甫在长安，时为天宝五载至十五载（公元746—755），一个人的35岁至45岁期间，还能用“年少时”加以指称吗？
“长安被陷后，他带着家人，颠沛流离，餐风露宿，终于进入蜀地。”——长安沦陷于安史叛军铁蹄之下，是天宝十五载（756）的事情。当年杜甫时只身一人困于长安城中，妻子儿女均寄居在奉先县，当时奉先县的县令可能是杜甫妻子家族的亲戚，比如舅舅。杜甫本人逃出长安后，也并非立即去跟妻子儿女会合，开始逃难。而是历尽艰辛，跑到李唐新帝肃宗所在的凤翔（在甘肃）。在凤翔，杜甫官拜左拾遗。一年多以后，因为疏救好友房琯，被贬出朝廷，到华州（今陕西华县）任职，时间为整一年。杜甫一家“颠沛流离，餐风露宿，终于进入蜀地”，是在华州任职一年之后的事情。因为战乱，可能还有天灾，关中发生大饥荒，为官薪俸不足以养家糊口，加上当时杜甫的政治理想已经幻灭，于是弃官，携家去了秦州（在今甘肃天水）。
“在蜀地一家简陋的客栈歇息后，第二天一早，杜甫去找到了他的故交——剑南节度使严武。”——杜甫一家初到成都，一般认为是暂寓浣花溪寺（又叫草堂寺），杜甫有诗句云“古寺僧牢落，空房客寓居”（《酬高使君相赠》）。诗文中，并无杜甫一家在客栈歇息的说法。初到成都，给予杜甫照顾的有老友高适（当时任彭州刺史）、一位姓王的表弟（做着司马的官）、徐卿（有可能是后来叛乱的徐知道），以及萧实、何邕、韦班等一般州县官员，也有说是时任成都尹、剑南西川节度使裴冕的。没有文献表明杜甫是一到成都即会见严武的。杜甫跟严武虽然是世交，早在长安时期就相互熟悉了，但在成都期间的交往，主要是在杜甫抵达成都的第三年，代宗宝应元年（762）。
“作为蜀中第一军阀、工部侍郎严挺之子的严武，年少时候就和杜甫交好。”——“作为严挺之子”，我估计很多不明就里的人会理解为“作为严挺的儿子”。不知道这位作者是否也是这么想的。倘若是这样，则大谬不然。其实应该是“严挺之之子”，严武的父亲叫“严挺之”，不叫“严挺”。严挺之做过宰相，按照官衔称大不称小的行文规矩，称其“工部侍郎”也不合适。
“在严武的推荐下，杜甫被任命为节度使署中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但一个月后，看透官场黑暗与虚假的杜甫，毅然辞退了官职，当严武问他在蜀中有何需求时，杜甫直言相告——愿将军为我在浣花溪旁，盖一草堂。”——杜甫被严武推荐担任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职衔，并非杜甫初到成都之事，而是广德二年（763）。那是杜甫到成都的第五个年头。杜甫辞去参谋职务，也不必说成是“看透官场黑暗与虚假”。杜甫辞职，主要是年龄问题，52岁了，杜甫对自己的政治前途已经绝望，喜欢过自由轻松的生活。另外，杜甫严武之间的关系，可能也出现了问题。老朋友未必适合做上下级，更何况杜甫年长于严武，性格又耿直。杜甫到成都的第二年，即公元760年春天，就已经在浣花溪旁盖起了草堂，有《堂成》诗为证。严武被朝廷任命为成都尹兼剑南节度使，时间是乾元二年（761）。此前，严武做过绵州刺史、东川节度使，并未在成都任职。可见，杜甫在浣花溪旁修建草堂，基本上跟严武没有什么关系。《杜甫之‘蜀酒浓无敌’》的作者，很快又说了“杜甫草堂落成，是杜甫入蜀第二年的春天”的话。可以肯定，其严武在成都任职、跟杜甫的交往，时间概念是混乱的。“辞退官职”，不合语法，是“辞去官职”之误。
“在草堂里，杜甫边执教严武长子，边吟诗作词……”——我研究杜甫多年，既没有听说杜甫曾经做过严武长子的教师，也不知道杜甫竟然还作过词。
“尽管外界争夺四起，但杜甫的草堂却岿然不动，成为杜甫肉体与精神的最安全归宿。”——“岿然不动”，天哪！杜甫在成都修建的哪是草堂啊，简直是城堡。杜甫草堂之所以能在外界争夺（比如徐知道之乱）中没有遭到太大破坏，不过是因为，它只是一所普通民宅，微不足道。实际上，草堂也决非杜甫安全的归宿。徐知道叛乱时，杜甫不但自己在梓州躲避，很快又将家小接到梓州暂避。
“杜甫曾写下反应当时庄园奢华生活与饥民饥寒交迫的诗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杜甫这一揭露社会财富分配不公的著名诗句，出自《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我所见过的杜诗编年集子、有关研究论著，都是将其编于杜甫早年困守长安时期的，没有说是作于晚年四川成都时期的。鸿文作者，有此说法，简直是石破天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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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篇鸿文诸如此类的说法，还有不少，我没有兴趣继续往下列举了，就此打住。
《西南航空》虽然不是一种学术刊物，发表的也并非学术论文。但是，它应该不同于车站码头出售的那些八卦杂志，因为它是一种比较体面的印刷物，是一家比较体面的公司（西南航空公司）的一个窗口。因为它被放置于进出四川的著名航空公司（国际航空公司）的班机上，阅读者，不乏社会各界精英人士。因此，多多少少也会涉及到“天府之国”的脸面形象。所以，我冒着得罪作者、得罪西南航空公司、得罪中国航空集团公司的危险，作此一文。目的当然不是为了讽刺、打击谁或哪家公司，而是希望该作者今后写作此类文章时能多少读一点书，相关公司在工作上能尽量做得专业一些。成都是当今中国研究杜甫的重镇，有的是此道专家，请一个审个稿的人，并不困难。当然，如果他们肯舍近求远，不耻下问，鄙人也是愿意无偿替其把把关的。（丁启阵 中国网专家博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