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申元先生说“夏、商、周三代值得注意的是频繁的人口迁移。史称夏后氏十迁、周人七迁。殷人的迁移则更加频繁，仅史籍可征的就有十六次。傅筑夫先生认为，殷人迁移无常系旧都邑不能继续生存，必须改营新的区域。解决粮食问题，维系种族繁衍，是当时人口迁移的根本原因。自上古至春秋时代，中国人口集中于黄河流域，长江流域人口极少。在黄河流域中，以'三河'为中心，北至太原、中山，东至大海，与西方之关中，以及蜀和广、汉两郡之区域，为当时人口最稠密之区域。”（《中国人口思想史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
其二、结构呈星棋局面。
从中国古史文献资料看，在三代以前，中国就已部落众多。甲骨文中反复出现“方”字，并呈多种写法。“方”即小“邦”也，被学者认定这是氏族的代称。较早的古籍《尚书·尧典》讲“协和万邦”；《左传·哀公七年》说“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战国策·齐策四》云:“古大禹之时，诸侯万国……及汤之时，诸侯三千”；《吕氏春秋·用民》云:“当禹之时，天下万国，至于汤而三千余国。”《新书》说:“大禹之治天下也，诸侯万人。”对于“万邦”、“万国”字样，我们当然不可过于拘泥，不能将“万”视为实数。但既言“万”而不言“千”、“百”，则其时部落之数当亦在数千之上。罗琨先生则将上古人口稠密区与现代村落作一比较，认为“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密集地区已接近了近现代人口稠密区，在一些地方的密度几乎可以和现代村落相等。如陕西西安附近，每个现代村落差不多都建在古代遗址上；河南浚县大赍店一带的淇水沿岸，现在有15个村落，截止到60年代初，已发现了11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就聚落规模而言，60年代河南洛宁韦寨村是当地最大的村落，它全部建在一个仰韶文化遗址上，相距不远的西王村老寨，仅占二十余万平方米的龙山文化遗址西北角的一部分；在陕西渭水流域，仅仰韶文化遗址就发现有95处，有的已形成120万平方米的大型村落。虽然这些聚落有些不是同时存在，而是先后建成使用的，但也可见距今六七千年前后，中华大地已日渐繁荣起来。”（黄爱平等编《炎黄文化与中华民族》，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p.8.）
我宁愿把中国传统话语系统中的“人”翻译为“民”（population），而不是非“人”（person），所以把“人”与“口”重叠在一起而构成一个专有名词，是一个非常值得深思的现象。这个名词实际上所指与其说是人的数量，不如说隐喻着“食品”与“食者”供给关系的紧张。我们甚至认为，在经济的意义上，正是这个“口”的要素，型塑（formulate）了中华民族的社会政治结构和思想范式的基础框架。“口”这一劳动力再生产之环境因素，对于中国早期社会尤其具有不可忽略的实质性意义。
3、文字
早在商周时代，中国人就开始使用甲骨文。汉字被认为是目前唯一存留至今，并仍然流行于日常生活之中的象形文字。这个奇迹要比中国人自己的想象重要得多。如果我们认同，语言不仅仅是传递和储存信息的载体，而且在更重要的方法它毋宁是“思想存在的家园”。人们的思想（包括对社会的理解和对价值的追求）实际上是在语言允许的框架中运行，语言左右、规定并限制着思想的建构与发展，同时影响着人们对架构“共同体”可能性模式的想象。
其一、每个象形字都可视为一幅照片，一个具体形象，其结构不可分割。这有利于整体思维方式的形成。其直观性又使生活以经验方式得以呈现，这有利实际理性的生成，而给抽象推理造成阻力。如“祖”、“女”均与生殖有关。相关的“禮”、“祀”、“福”、……，又构成了大量与之相关的系统字；（参阅:雷汉卿《<说文>“示部”字与神灵祭祀考》，巴蜀书舍，2000）而“國”、“封”等字表示地域，一般只有一个内涵。
其二、象形字的表意系统与发音系统相脱离，这就意味着用不同发音可以把不同的“共同体”区分开来，同时又可以通过共同的表意系统把不同的“共同体”粘合在一起。这就是说，种群血液的杂多性，并不影响其价值观念的一致性。
其三、象形文字，书写相对困难，是一种专门的技术。掌握这门技术需要相当的文化积累。这样，在社会阶层等上，就容易使“君子”的地位被突出出来，知识传承由此增强了神圣性或神秘感。“共同体”内部的功能划分得以自然形成。
综合以上，汉字系统的立体结构，不仅约束和承载着人们的思维，而且是“共同体”认同的重要途径。伍德科克说:“一个国家可能的幅员取决于民族同一性，……不同民族类型的个人之间是不可能有政治团结感情的。”（《历史的观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p.10）这也可以解释华夏民族的凝聚力所在。华夏民族生活在这样广大的地域，其内部异质性又如此之多元的状况中，而能持续数千年而未解体，不能说与汉字的独特性大又关系。费正清的名著《美国与中国》在“导论”中，专开一节讨论汉字的意义，可见对此问题的敏感。
二、中国传统“共同体”构成
1、中国“共同体”生成的路径
政治共同体的形态是由其历史条件决定的。许多专家的研究表明，血缘亲族成为早期中国政治共同体联盟的核心要素，而呈现这种特有的形态，与上述独特的历史环境直接相关。考古学家张光直先生注意到，由于冶炼技术的发明对于人类利用和控制自然、创造新的生产力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所以，把此项技术的发展和用途作为是人类社会巨大飞跃的标志是合适的。根据考古资料，古希腊早在荷马时期，地中海沿岸早期国家已开始使用铁制农具进行生产了。这也就是说，至迟在那个时代，生产工具内含着的“技术要素”已成为他们获取资源的主要途径。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从龙山文化（前4000-3000）到夏、商、周三代时期（前2100-800），虽然青铜冶炼的发展迅速技术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但冶炼青铜的直接目的和用途却与制造工具无关。从现有资料看，中国夏、商、周三代时期，不仅没有铁制生产工具的出现，而且也没有任何用青铜制造生产工具的迹象。所以张先生断言:“在青铜时代开始之前与之后的主要农具都是耒耜、石镰和石斧。没有任何资料表明那社会上的变化是从技术上引起来的。”（《青铜时代》，北京三联，1983，P.18.）1929年殷墟遗迹的第一次考古发掘中，仅石镰就出土上千件，但却无一件金属工具。1932年殷墟的另一次发掘中，仅在一个坑中发现444枚收割用的石刀和几十件蚌器，在成千上万件文物中，未发现一件青铜农具。1973年在河北藁城台西村商代遗址出土石器482件，其中镰、铲等农具占91%以上，但仍然没有任何金属农具。（河北省文物管理处台西考古队《河北藁城台西村商代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79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