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将稳固统治比作“固若金汤”，坚固如金城汤池。金比喻坚硬的城墙，汤比喻沸热的护城河。《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记载：吴起与魏武侯乘舟浮西河而下，到了中流，魏武侯对吴起说：“美哉乎山河之固，此魏国之宝也！”吴起说：“在德不在险。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义不修，禹灭之。夏桀之居，左河济，右泰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修政不仁，汤放之。殷纣之国，左孟门，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经其南，修政不德，武王杀之。由此观之，在德不在险。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尽为敌国也。”魏武侯以为山河险固是国宝，吴起认为过去许多有险固山河的国家（如三苗氏、夏桀、殷纣等）都由于不施行德政而亡国，真正的国宝应该是德政。如果不修德政，那么，乘坐这一船上的人，都成了敌国。意思是说，自己身边的人都是敌人，外面有再险固的山河又有什么用呢？
秦始皇也是只相信实力的人，他认为有可能威胁中央集权的家天下的统治的，就是北边匈奴，因此筑万里长城以备胡，以为这样就可以使江山永固，传之万世。历史事实与秦始皇的愿望完全相反，才传到二世，天下就大乱了，勉强拖到三世，就彻底灭亡了。更出人意料的是，首先揭竿而起的是名不见经传的没有什么社会地位的徒隶！他带领的队伍只是手无寸铁的没有经过组织训练的九百名戍卒！就是这样一伙不起眼的“乌合之众”，居然推翻了削平六国统一天下建立中央集权的大帝国！原因何在？陈胜说：“天下苦秦久矣！”陆贾说：“秦二世尚刑而亡”，“虐行则怨积”。贾谊说：“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秦汉时代的思想家都认为秦亡的原因就是“不施仁义”，是缺乏“德治”。德治与文明相联系，因此，古人有诗云：“竹帛烟消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竹帛是书，是文明的象征。只要关河，不要竹帛，秦朝很快就亡了。
《史记·陈涉世家》载褚先生曰：“地形险阻，所以为固也；兵革刑法，所以为治也。犹未足恃也。夫先王以仁义为本，而以固塞文法为枝叶，岂不然哉！”地形险固是需要的，军事与法律也是治理国家所需要的。但是，只有这些还不够。先王是以仁义为本，加强边防和完善法制起辅助作用。有些人以为有地理上的优势，再加上强大的军事实力和健全的法制，就可以称霸天下。他们以自己的利益为最高标准，不讲仁义，不施德政，不主持公道，以我为中心，目空一切，为所欲为。多行不义，积怨甚多，别人敢怒不敢言。这样，它也必然像秦王朝那样在绝大多数人的强烈反对下垮台。
由此可见，防外不防内，是片面的。防的办法，只讲军事实力与法律制度，不讲道德，是更严重的片面。因此，治国最根本最需要的在于道德。德治应该有内外之分：对内，当政者应该提高道德水平，以身作则，引导人民求真、向善、爱美，移风易俗，向文明进步方向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给人民带来幸福安康。对外，应该主持公道，与大小各国和平共处，友好往来，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这两方面都不可忽视。
周厉王暴虐，人民都批评他，当时叫做“谤”。周厉王依仗自己的权力，不许别说“不”，更不许别人批评自己，就派人监视，发现诽谤者，就抓来杀了。“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人民都不敢说话，但是，不是没有意见，只是把怒气暂时压在心中。忍耐是有限度的，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就会强烈地暴发出来，那就会产生严重的后果，以致达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周厉王不知道不让说话的严重危机，认为别人再也不敢说他的坏话了，就很高兴。他以为这样就可以“弭谤”即止谤。召公认为这只是一时不说话，并不是解决了人民的怨气。他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夫民虑之于心而宣之于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与能几何！”水要导之入海，不能用堵塞的办法，堵塞的结果，只是暂时堵住，一旦崩溃，会淹死更多的人。对于人民的言论也是这样，人民有想法不让说，他们就将怨气憋在心中，积怨太深，一旦爆发就会很强烈。正如召公所预言的那样，周厉王就在国人的反叛中逃到彘地，以后就死在那里。这也是中国历史上不行德政的教训。
至于人与人的关系，以强凌弱，以众暴寡，虽然一时得逞，终究要遭到反抗的。哪儿压迫最厉害，哪儿反抗也最强烈。霸道行为不得人心，是很自然的。有的人缺乏将心比心，推己及人的思维方法，把自己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无视他人的利益，没有公道正义可言，总是以自己的实力去压服别人，到底是压而不服。孟子说：“以力服人，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以力服人，就是霸道；以德服人，就是德治。
当代世界存在什么问题呢？主要的问题就是不安定。从美国发生“9·11”灾难以后，世界各地恐怖事件此起彼伏，不断地产生惨案。分析世界形势，主要问题是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促使矛盾激化，引起恐怖事件。霸权国家又想以霸权实力消灭恐怖主义，其结果只能激起更多的恐怖事件发生。这叫“火上浇油”，只能使反抗之火燃烧得更旺。现在如何解决这些复杂的世界性的霸权主义与恐怖主义的问题呢？
董仲舒说：“大富则骄，大贫则忧，忧则为盗，骄则为暴，此众人之情也。……富者愈贪利而不肯为义，贫者日犯禁而不可得止，是世之所以难治也。”太富了就骄横，太穷就忧愁，忧愁无法解决，只好当强盗；骄横就残暴。这是一般人的心态。富裕的人越贪利就越不肯做好事，贫贱的人每天违犯禁令，无法制止。这样，社会就很难治理了。现在的世界也是这样弄得很不好治理了。富者搞霸权主义，贫者被迫搞恐怖主义。天下就不太平了，人民生活就不安全了。
如何解决当前世界的政治危机呢？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同的差异居然是君子与小人的分界线。和是不同成分的合理搭配，同是相同的成分迭加。古人讲的主要是政治上的人际关系，讲君臣关系，如果国君提出一个想法，臣子们都表示赞成，没有反对意见，那就是同。国君想法中的错误成分就得不到纠正。如果国君提出一个想法，臣子从不同角度提出不同看法，经过讨论，可以修正国君想法中不太好的内容，使国君的意见比较完善。这是集思广益。这就是和。
实行“和而不同”，要坚持三项原则：一是独立思考，独立自主，不当别人的奴隶；二是平等待人，不强迫别人做自己的奴隶，不搞“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霸道作风；三是善于与别人合作共事，做好有益于大家的事情。这个原则，对于个人、团体、国家，都是适用的。我们现在所说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和而不同”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对于强者来说，要承认差别，要尊重别人的价值观，特别是尊重弱者。对于弱者来说，要坚持自己的立场，不屈服于经济制裁和武力威胁，敢于坚持真理，敢于斗争，这就是中国“和而不同”原则。如果强者接受儒学教育，坚持和而不同，尊重别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那么就会得到其他人的尊重。强者如果实行霸道，欺负弱者，那么弱者就要联合起来，共同反抗强暴，使强者不能为所欲为。在这样的情况下才有所谓的正义、平等、自由、博爱。如果强者以“优胜劣汰”观念对待弱者，认为弱者就是属于应该淘汰的对象，残暴地对待弱者，如果弱者没有反抗精神，心甘情愿地当强者的奴隶，那么这个世界就成为强者的天堂，弱者的地狱。在这“弱肉强食”的世界，就不可能有什么正义、平等、自由、博爱。
中国历史上还有一国多制的政治经验。周朝实行的是封建制。秦始皇统一天下以后，取消封建制，实行郡县制，汉朝建立以后，一部分实行郡县制，一部分实行封建制，是典型的“一国两制”。清朝，在西藏实行一种制度，在新疆实行另一种制度，在东北又实行一种制度，按清史专家戴逸先生的说法，清朝实行的是“一国多制”。中华民国成立以后，故宫里还保留着一个小皇帝，也就是说，全国实行民主制度，还保留一个封建小朝廷。也是“一国两制”。1949年，全国解放以后，1950年西藏和平解放，没有马上改变那里的制度，还保留农奴制。1959年，达赖等上层叛乱，解放军进藏，平息叛乱，实行改革，才彻底取消农奴制，实行社会主义制度。从1950年到1959年西藏还保留农奴制。也就是说，在这一时期，中国也是实行的一国两制：大部分地区的社会主义制度与西藏的农奴制并存。
中国历史上既有“和而不同”的理论，又有“一国多制”的经验，因此，邓小平的“一国两制”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的继承和发展，不是凭空产生的。“一国两制”在中国产生，是必然的，不是偶然的。“一国两制”是中华民族对世界的精神贡献，为世界处理类似矛盾提供的一种成功范例。
儒家的“和而不同”，在当今世界政治中，对强者有教育意义，对于弱者也有鼓励作用。世界和平，和而不同是非常珍贵的思想资源。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对世界和平的重大贡献。儒学流传数千年，远播国外，这一事实说明儒学的基本精神具有普遍价值。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成果，值得研究、挖掘、弘扬，需要继承、阐释、创新。儒学应在国内外学者的共同努力下，更加辉煌，为世界和平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现在中国的综合实力还不是非常强大，过五十年，或者一百年，或者几百年以后，将来总有一天，中国的综合实力将变得非常强大。到那时候，我们更应该与世界各个大小国家平等相待，和平共处，要坚持“和而不同”的君子作风，尊重各国主权。一定要弘扬中华民族的仁爱传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以自己的高尚道德树立世界文明的形象，成为天下人民从心里佩服的、真心向往的东方乐土。这是我从世界历史上总结出来的经验教训，深切希望后人记住。
作者：周桂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