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品生活网:萧延中：中国上古时代的“共同体”意识积淀（3）

而大量青铜器制品主要用于两个方面，一是用来制造“礼”器，如鼎、钟等等；二是用来制造武器，如矛、戟等等。因此，中国人冶炼青铜的主要动机在于“祭祀”和“战争”。这种情况与《左传》所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著名政治格言正相符合。

根据考古资料，张先生在他自己及其看中的论文《连续与破裂:一个文明起源新说的草稿》中指出，如果以人类赖以获取资源的手段和途径为划分标准，那么，人类开始进入文明阶段时，中国就与西方文明走了不同的道路。如果社会生产力发展可以被划分为“物质生产”（生产工具的进化）和“人的生产”（生产者的进化）两部分的话，那么，与地中海沿岸早期国家不同，早期中国社会关注的方向，不是指向自然界，而是指向人类生产自身。这也就是说，增加劳动力的质与量成为远古中国社会起源的突出特征。他说:“中国古代文化和社会史上的一项重要且显著的特征，是政治权力导向财富，……至少就理论上说，有政治权力的人就有获得财富的地位（这与现代的西方社会正相反:在现代社会中一般而言是财富导向权力）。……政治权力越大，财富越多这一条的一个关键，就是劳动力的增加:统治者获取更多的劳动力，生产更多的财富，他们的政治权力便更大。”（张光直:《美术、神话与祭祀》，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P.108-118）

按照张先生的逻辑表述，我们可以用下例简图以予现显示:

获取权力才能增加财富

获取权力的有两条途径

增加劳动力数量

提高技术水平

族内:种姓繁衍

族外:战争俘虏

人口扩张

祖先崇拜

伦理规则

从以上功能图中我们可以看到，青铜器的“祭祀”功能的方向是“对内功能”，主要内容是祭祖，其目的是为了实现族内的权威认同。青铜器的“战争”功能的方向是“对外功能”，其意义又可分为两种:在消极的意义上，战争也可以保守生存空间，使族群不至消亡；在积极的意义上，战争可以扩展空间规模，容纳更多的人口。所以，“祭祀”和“战争”就必然成为某一群族发展始终关心的重要事项。而无论从“对内”和“对外”的角度来看，金属冶炼的功能均以“群族扩展”为直接目的。

2、“祖宗”:种群维系的枢纽

基于这样的社会起源特征，我们会清晰地看到，无论在实践上，还是在理论上，“种姓”（Gene）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都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要使“种姓”得到优质的繁衍，生育行为以及相关的制度就首当其冲地显得异常重要。在人类学角度，除个别制度外，婚姻制度成为种姓繁衍的普遍形式。与我们今天的观念不同，远古人类把生物意义上的物种繁衍和物种优化，看成“婚姻目标”最基本的、甚至是唯一的内涵。不仅考古资料反复证明，远古中国就具备了相当发达的“性文化”，而且在儒家正典中也把生育问题放在首要的位置上。《易》曰:“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夫妻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易·序卦》）荀子说:“夫妇之道不可不正也，君臣、父子之本也。”（《荀子·大略》）《礼记》则直接把“生育”作为“婚姻”的定义:“婚姻者，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下以续后事。”（《礼记·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