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人们如何猜测诺贝尔奖金的获奖者，有一点似乎已变成定律：在近些年，中国人无法登上舞台正中，只能作为最狂热的观众。
化学奖获奖名单公布後，同事指着钱永健的名字说，这个人我们该去采访啊，仔细一看，原来他人在美国。钱永健不只人在美国，他根本就是一个美国人，他的公民身份、学术成就，都和中国没什麽关系。坦白而言，除了血缘、长相和名字，“中国”这个词，对他并不意味着什麽，也没有对他的研究有任何培育。所谓钱学森堂侄，就像刘姥姥和贾府攀远亲，是一种值得同情的行为。
钱永健生于1952年，这个年纪对于科学家来说是壮年，我们可以做一个有趣的设想，假如他生长在中国，现在的他会是什麽样子，有没有可能获得这个最受瞩目的奖项。
生于1950年代，一定不能生于知识分子家庭，因为那就意味着父母会成为右派，被批斗，下乡劳动，进“干校”，等等导致家庭破碎的可能，更不要说接受早期教育。生于贫下中农家庭、部队大院，或许早年生活平顺，没有太多伤痛，但也没有获得知识的可能。无论在哪种情形下，都意味着童年启蒙的丧失，求知欲最旺盛的时候没有获得启发，人类的精神成果就无法转化成成长的基石，更重要的是，失去了最初最强大的热情。
或许该讲讲那个年代关于科学的荒谬故事。中科院院士、遗传学家夏家辉回忆说，1958年毛主席讲要消灭四害：苍蝇，蚊子，老鼠，麻雀。学生们成立了大会，开始做灭蚊小组研究。系里派了个姓付的讲师来指导他们。老师提出蚊子是不能消灭的，只能把数量控制下来，要控制下来就要研究蚊子的生活习性。而有些同学说，听毛主席的，只要是蚊子统统都得消灭。于是小组举手表决，学生全部赞成消灭蚊子。没有一个人举手赞成控制蚊子的人举手。学生们说，少数服从多数，老师你也来灭蚊子。从第二天开始学生就开始研究如何灭蚊子。这就是那个年代的科学氛围。
很快“文革”来临，假如钱永健生在中国，那时他14岁，可能在初中读书，该“上山下乡”去修理地球了，这个“老三届”知识青年，有可能要在农村、建筑队渡过自己的一生，至少当时他会这麽以为。政治气氛如此强烈，知识遭到前所未有的唾弃（“卑贱者最高明”、“知识分子臭老九”），造成了精神生活的极度贫瘠，当“文革”结束，1977年恢复高考，如果足够幸运，能够取得单位、村党支部盖章的介绍信，年轻人或许能考上大学开始学习，但接下来所做的，不过是补过去十多年的课而已，而青春年华马上就要过去了。
经过整个国家对于文化如饥似渴、狂飙突进的八十年代，1992年，市场经济的转向，使得商业逐利在接下来十多年里成为最重要的潮流。如果你还记得“制造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这句话，就明白学院、研究在当时的悲哀地位。
随着经济的发展，国家渐渐有钱了，科学研究——似乎人文学科除外——获得了越来越多的研究经费，但是学院掌握在谁的手里？经费如何申请？一位中科院院士、遗传学家说，研究人员绝大多数时间都在申请项目，写申请书，汇报，参加各种各样的会议，以获得经费。学术机构的严重官僚化，怎麽可能产生伟大的科学家？
我并不是想要否认那一代人，磨难和匮乏使他们对知识和成就极为饥渴，而他们当中不乏天才（像任何一代一样），但是对于科学研究者来说，这不是一个幸运的时代。或许他们已经成为院士、着名科学家，可是和国外的同行相比，他们起点太低，用了一生去摆脱革命、政治、生存的影响，却没有足够的时间去建构与发现。
可是，我们该寄望于年轻一代？时代不像以前那麽严酷，但是一个政治课占据大量课时的教育体系，物质成功变成宗教的年代，我们当中会出现钱永健、爱因斯坦吗？
科学研究需要一种热忱，对于未知世界的好奇，对遥远星空的痴迷，对人类社会有所贡献的渴望，驱使他/她渡过常年寂寞而专注的生活，这些努力或许能、或许不能在某个时刻结出果来，然而一个正常的社会，正是应该创造一种制度，鼓励这样的人仰望星空，而不是让利益与争斗填满每一个空间，因为我们的未来——而不是诺贝尔奖金——维系在他们身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