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时代性”曾经是学界评价儒学传统中某思想家、思想流派乃至论衡整个“儒家思想”之优长与缺失的一个基本标准。在今天依然时常碰到的一种从整体上否定儒家思想之现代意义的论式就是：首先将之指认为是“封建时代的产物”亦即前现代的，进而得出儒家思想必然是与现代精神逆向的结论，从而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否定了其现代价值。
儒学现代研究中这种以“时代性”作为衡量之基本标准的理论立场，在直接的思想渊源上与中国自由主义西化派的影响有着紧密的关联。进而言之，又可以说是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西方“现代性”理论对中国学界的重要影响。强调时间对于空间的首要性，是在源起于西方的现代化过程中所成就的现代性的一个重要的特质。在这样的视野下，西方文化与非西方文化都被置放于时间等级序列的考量中，前者被等同于现代文化，后者则被等同于前现代文化。前者在时间序列上的优先性就被确立为在空间序列中相对于后者的优越性，并最终落脚于对西方文化之中心地位的维护。
从时代性来论衡包括儒学在内的中国文化传统，确有其积极意义。任何文化系统都同时具有民族性与时代性两个向度，因而从时代性的视角来对其得失优缺加以评断本来就是评价中国文化的“题中应有之义”。与此同时，由于在人类社会的世界历史阶段，缘起于西方的现代性在相当的程度上被等同于人类文化的时代性，因而从时代性的角度来看待中国文化往往能更清楚地见出中国文化传统的自身局限之所在。但是，如果从时代性来论衡中国文化传统成为基本的乃至唯一的尺度，它所可能带来的一个基本问题就是容易由此而走向在整体上否定包括中国文化传统的现代价值。在走出了“西方文化中心论”的今天，我们没有理由继续在西方文化与非西方文化之间维持“中心”与“边沿”的关系框架，而应当更多地关注如何集中多民族文化共同体的智慧精神，以解决“地球村”所面临的共同问题这一时代课题。为此，对现代性思维片面地突显时代性之一维的内在局限性加以认真反省，显然是有其必要性的。这至少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这一主张事实上隐含着以特定时期西方文化的民族性充任人类文化共同的时代性的理论义涵。当现代化的历史进程首先在西方文化中出现并进而成为一种全球性的文化现象后，由于只有西方文化被看作是现代的，非西方文明则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被视为“前现代”，世界范围内各民族文化所当具的时代性就被归结为西方化的“现代性”。而由于缘起于西方而又被视为具有世界性示范意义的“现代性”既代表了西方现代文化的时代性，同时又是立足于西方文化传统特定的“民族性”之中的，西方“现代性”的普世化在一定的意义上就隐含着以特定时期西方文化的民族性充任人类文化共同的时代性的理论义涵。而这就难免出现在“时代性”的名号下行以西方文化的民族性来冲击以至取代非西方文化之民族性之实的情况。
第二，这种主张轻忽乃至抹杀了非西方民族文化传统的超越性与继承性。与一般动物出生时已具备完善的本能相比，人刚刚来到这个世界时不仅不是完备的，而且是明显有欠缺的。他之所以能够在日后的发展中不断成熟自己，最基本的乃在于他有一种通过不断学习而不断改进和丰富自己的机能。而这之所以可能，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又是因为人是生活在内在地具有习得性或曰继承性的文化之中的。如果作为人类精神之外化的文化没有习得性或继承性，那么，人类就只能像一般的动物一样永远是一切从头开始，人类文化就不可能累积性地得到不断发展。人类文化所内在具有的习得性或继承性，说明人类文化又是具有超越性的。因为人类文化的任何活动都是处于具体的时空中的具体的人所从事的，如果这些活动本身不具有超越特定的时空而向着普遍性敞开的指向，其超越于特定的时空范围而为他者所习得、继承就是不可想象的。在这个意义上，继承性与超越性堪称是人类文化的内在本性。因此，仅仅注重时代性而否定特定民族文化传统的继承性与超越性是缺乏充分的理据的。
第三，这种主张的一个基本的理论前提是将西方式的现代性看作是一个封闭的、完备的价值系统。而人类文化发展演进的历史已经说明，这一理论前提是难以成立的。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由于人们主要是根据时代性将西方文化与非西方文化之间看作是“现代”与“前现代”的对峙，因而很容易得出非西方文化已经是彻底落伍的前现代“遗迹”，而只有西方文化才代表了人类文化的现代与未来的结论。但是，如果从“轴心文明”的视角来关照这一问题，所看到的就是另外一幅图景。从轴心时代的视角来关照人类文化的发展走势，人们发现，一方面是各轴心文明尽管具有不尽相同的存在形态与发展历程，但却从未彻底消亡，而是各自不同程度地持续保持了对于特定文化共同体中的社会与人生的影响力；另一方面则是各轴心文明大都经历了一个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逐渐展示其完整的理论内涵空间、在充分体现出理论成就的同时亦将自身的困限暴露无遗的过程。这一点不仅印度文明、中国文明是如此，而且西方文明也不例外。后现代主义对作为西方现代文化之基本成就的现代性的全面反省与批判乃至明确倡言要“抛弃现代性”，就鲜明地表征了西方文化在当今所暴露出来的内在局限。这说明，西方式的现代性并不是一个封闭的、完备的价值系统。
因此，尽管时代性足以与民族性一起共同构成文化的两个基本属性，但是仅仅从时代性之一维来衡断特定文化共同体的优劣，又的确是一种在现代性的僵硬思维模式主导下形成的一偏之见。应当有理由认为，尽管在西方文化的主导之下现代人类社会相比传统社会而言所取得的巨大的历史性进步是不容否认的，但是在这一过程中西方文化已经暴露出严重问题也是无庸质疑的。在今天，西方文化已经难以独立承担起为人类的未来指引光明前途的历史任务。由此，当代人类文化建设关注的重心也应当完成“中心主题的置换”，即由主要关注“非西方文化如何按照西方式的现代性彻底改造自己”的问题转而更多关注“如何集中多民族文化共同体的智慧解决地球村所面临的共同困限”这一问题。为达此目标，必须从时代性与民族性两个维度来对文化问题予以更为完整地关照，从而根本改变由于机械地持守时代性之一维而形成的“传统”与“现代”二元对立的僵固思维模式，而达成两者之间更为辩证的连接。使传统的思想资源与现代的思想资源之间从过去的彼此固闭乃至对立的状态变为互相向对方“敞开”的状态，并进而达成互诠互释、双向回流的“诠释圆环”。在彼此之间的良性互动中，一方面以现代的思想资源撞击传统、激活传统，从而使现代的思想资源真正能够与民族文化传统接榫并在其中扎根，以为中国文化的现代开展确立内在于自身民族传统的精神动源；另一方面从民族文化传统的视角展开对现代思想的诠释与批导，进一步厘清现代精神的意义与问题，通过将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华民族独特的智慧精神融入现代思想资源。在推进中国文化进一步走向现代的同时，亦使现代精神更具丰满而康健的存在形态，从而为面向未来在多元民族文化的互融、互汇中成就人类更为合理的“现代性”做出中国文化自身的贡献。这或许应当成为儒家思想在面向未来进行“综合的创造”与“创造的综合”所应当备具的一个基本的理论前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