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义史学观点
章太炎的史学，近人多以民族主义史学称之，固然很有依据，然仍须作深人分析，不能仅就其文字与议论作笼统的概述。太炎之民族主义，最明显的表现是反满，但反满并不能包揽他的民族主义，他直到八国联军入侵，证明满清政府不足以抵挡帝国主义，才开始排满。辛亥革命成功之后，他即倡五族共和。他晚年先后反赤与反日，都旨在反对外国侵略势力，故其民族主义实扎根于反帝。然而自庚子到辛亥，他既认为非倒满不足以振兴中华，非振兴中华不足以抵抗帝国主义，故极力反满、排满、低满，如谓“满洲以强暴侵略汉族，残其民庶，盗其政权’，，以及说满洲人“犬羊之性，父子无别”，成为革命阵营之中，最犀利的反满宣传家。他无论为反满宣传，或为抗日而激发爱国热肠，都用到他的历史知识，其渊博的历史知识，使他成为成功而有效的宣传家。他把民族主义比喻为稼墙，必须要有历史知识来灌溉;否则，“徒知主义之可贵，而不知民族之可爱，吾恐其渐就萎黄也”。史以致用，其效果在达到政治或爱国的目的，原不在学术。事实上，太炎晚年删除许多早年政治性文字，自知并无永恒的价值。因此，我们不能视其民族主义宣传文字，为其民族主义史学的主要内容。
章氏的民族主义史学，像梁启超的新史学一样，是西潮冲击下的产物。西方帝国主义人侵，中华帝国门户洞开，被迫接受现代国家体制。梁启超提倡国民的历史，其所谓国，已非旧时之朝廷，而是现代国家。章太炎也已具现代国家观念，其有志于撰写一部中国通史，即以现代的国史来取代旧史，犹如德国史家之写德国史，或英国史家之写英国史。19世纪欧洲列国的民族主义史学，颇重种姓之优越，国族既往之荣光，以助国家之士气，如普鲁士学派，实于德国之统一有推波助澜之功，甚至为后日德意志军国扩张主义铺路。中国情势境遇不同，民族主义意在自卫，章太炎力言历史是爱国心的泉源，所以他把历史比喻为一国的账簿，载明产业，按簿可稽，国人岂能不知;也可比做棋谱，旧谱既熟，新局自创，才能鉴往知来，援古证今。然则，非历史知识不足以知国本，不知国之可爱，不知国运之来龙去脉。章氏晚年，正值口本侵华，感触尤深，如谓:“不知辽东玄菟为汉郡，故以东北为绝域;不知汉之右北平郡领县，多在热河，固以热河为塞外”，足见不读史，连亡国都不自知，失地千里也不甚惜，他把读史与爱国连在一起，意即在此。章太炎所面临的时代，势必使他成为民族主义史家。
观诸章太炎排满文字，他好像是大汉沙文主义的种族主义者，其实在他心目中，民族主义根本不是基于狭隘的血缘论，中华民族也绝非等同汉族，因他明确指出，中华这一名词，既不是一个地域的国名，也不是一种血统的种名，“乃为一文化之族名”，也就是说，中华民族由历史铸造而成，长期的历史经验使异族同化，共成华族。然而，既如此，满洲认同中国，为何反满?此乃其反满宣传与历史思考间的矛盾，然此一矛盾在其心中，并非不可解决;解决之道，来自西方的主权观念，即主权应属于大多数人，大多数的汉人收复主权之后，才能接受满人。在国土上，他也是从文化而非种族作考量，所以他认为朝鲜与越南在文化上同于中国，应为中国的一部分，而三荒服，即西藏、蒙古、回部倒非故土。但在现实上，朝鲜已为日本并吞，越南仍是法国殖民地，难以改变，而三荒服尚不他属，反而较易纳人版图。纳人版图最紧迫的理由，则是英、俄两帝国主义国家的窥伺，“乘隙窥边，诱以他属”。从他以文化为主的民族国家观而言，“汉人以一民族组织一国家，平等自由，相与为乐”，未尝不可，无奈列强环伺，如果中国各族分裂，俄国立即会进人蒙回，英国必定人藏，法国必定会进人云南与广东，汉人的土地也会不保”。于此可见，他的民族主义绝非植根于狭隘的种族主义，也非狂热的扩张主义，却多理性与现实的思考，担忧帝国主义的侵略性格，可说是史家反映时代，也可说是一种相当自卫性的民族主义。
然而民族主义毕竟是一种强烈的情感，而史家则贵公平、宁静，不陷入感情与偏见的陷阱，两者似仍有矛盾。所谓民族主义史家，于民族主义而言，往往是褒语;然于史学而言，常常是贬语。故以史学的标准衡量，一位民族主义史家的优劣，端视其公正客观性的强弱。以章太炎而言，在政治史方面，尤其是清代政治史，他的民族主义情绪较浓，多少受到反清政论的影响。如清代盛世康、雍、乾三大帝，在他的反清思想的激荡下，极力挑战圣君明主的形象。他认为康熙虽非失德，绝不是仁君，于明之宗室，诛夷甚厉;雍正虽能，尤为阴险残暴，利用理学，滥施恩罚;乾隆虽有威谋，藉编四库，意在禁毁图书。这些负面的评价，并未完全失实，且可平衡过于正面而几近歌颂的评价，或尚有功于信史。英国史家阿克顿有言:“伟大人物几皆坏人”，然则以负面看伟人，或更近于真。至于说咸丰皇帝，狂妄不仁，不免片面，至少举证不足;又说咸丰若不早崩，曾、左等功臣，将无善终，则全属臆测之词;骂光绪那句名言:“载湉小丑，未辨椒麦”，则尽是人身攻击矣。
凡清代大小叛乱，如台湾的朱一贵、山东的林清、四川的王三槐、广西的洪秀全、河南的张乐行，章太炎皆视为抗清义师，认为他们的起事，并不是迫于饥寒，也不是为了实行他们的帝王之志，而是不得不清除如豺狼一般的满族统治阶级，以反对满族，作为一切叛乱之因，显然以反清的民族主义来统解史事，一如英国辉格党以自由主义统解历史，尚有可说;但是为了说明朱一贵之叛，与反清复明有关，竟言朱乃朱明的后裔，强行牵连，既无必要，且有捏造事实之嫌，为史学的大忌，实为强烈民族主义情绪，不自觉殃及信史的最具体例子。
章太炎对一般历史人物的解释，也颇显露其反清的民族主义意识，如谓曾国藩作满清的爪牙，镇压了反清的太平天国，视之为民贼大盗，贪图功名，虚伪善变的理学家，实发中国马克思史家视国藩为汉奸的先声，然却基于不同的意识形态;章是从种族意识论断，而马派则从阶级意识论断。然而章说:“曾国藩、左宗棠之起，其始不过保卫乡邑，非敢赞清也”，不免一偏之见，卫乡与赞清实未易分;至于进一步说，曾欲藉此取代满人政权，更不免以己心强度曾腹，强古人从己矣。不过，章氏也自有其细腻处，如论钱谦益(牧斋)未以其降清而低之，指出钱氏曾响应郑成功海师人长江，后来又伤吴三桂之弑明朝最后一个皇帝，编成《投笔集》，“其悲中夏之沉沦，与犬羊之椒扰，未尝不有余哀也”，则颇能揭发隐情，日后史家陈寅格笺证钱柳诗，更大事述论此一隐情，益见太炎之能触发先机。
排满反清，只是章氏民族主义的一部分，而且是一时的，甚至不是最根本的部分。他的民族主义，主要还是针对西方帝国主义，满洲不逐，民气不彰，终不能独立而最终成为欧美的奴隶，其间本末主次甚明。他更明言:“民族主义非专为汉族而已，越南、印度、缅甸、马来之属，亦当推己及之”即近代“反帝国主义”之民族主义也。帝国主义来自西方，随之同来的尚有西方文化，两者并不容易划分，因而章常被视为反西方文化的文化民族主义者。其实，他并不反对西方文化，只是他不认为西方文化是放诸四海皆准的世界文化，在西方文化的挑激之下，他的结论是文化多元论，也就是说文化既是历史经验与地理环境的产物，所以是特殊的，也就是太炎所谓之“别相”，而非普及的，也就是太炎所谓之“总相”。知总相，固有助于了解别相;然绝不能以总相来盖断别相。各种特殊的文化，应共存共荣;若欲以某一种文化同化其他文化，就成了文化帝国主义。太炎的文化多元观，可谓在西方文化冲击下的产物，与日本的政教社，以及俄国的亲斯拉夫派思想，颇有神似之处。
多元文化观，使章太炎更加重视历史，将历史与语言和风俗，视为国性的三要素，视为爱国心的泉源，把历史之存亡与国家和文化的存亡，连成一体。旧话说，国可亡，而史不可亡，意谓朝代有兴亡，而史绵延不绝;然太炎心目中之中国，乃是永恒的文化中国，在西方文化冲击之下，欲保持其永恒，必须维系以及认识其特殊的历史，所谓“不读史书，则无从爱其国家”。太炎晚年目睹日本侵华，国运垂危，更加力疾呼吁历史之重要，益见历史在其民族主义中的分量。他的史学，固然颇具民族主义色彩，而他的民族主义亦扎根于史学。
阐述太炎现代史学三要点既竟，进而一探其本人之史笔。他有志写一大部头的史书，虽没有写成，但有关史事的短篇作品不少，兹举两例，以为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