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品生活网:档案依法公开是社会开放的一道阳光

早报特约评论员 邓聿文 
 
　　据《北京晨报》11月30日报道，北京市档案馆年底将向社会开放“文革”期间的档案，据了解，这将是北京市档案馆首次向社会公开“文革”期间的档案。此前，外交部档案馆也先后公布了三批外交解密档案，向公众开放。
　　“文革”是中国的一场大浩劫，外交历来无小事，按照传统的看法，这两个领域的事情、活动和材料所涉及的档案，应该是特定人士才可以接触得到。尽管近些年来，通过一些当事人的回忆，有关公开出版物对“文革”和外交领域的一些“机密”也渐渐有所披露，但这多半是根据当事人的记忆以及从其他渠道而来的，直接来自档案解密的还很少。所以，部分外交档案的解密尤其“文革”档案向社会公众开放，是一个值得称道的做法，从根本上体现了我们的社会走向开放的趋势。
　　依据《档案法》的有关规定，除涉及国家安全或者重大利益及其他到期不宜开放的档案外，自形成之日起满30年的档案必须向社会开放。但是，自古以来，我们就比较缺乏程序正义的传统，不依程序的活动很少受到非难，受这种传统思想的影响，一些到期该公布的档案也以种种理由不公布，甚至还把本应公开的一些东西设置为秘密不公开。比如，根据2000年《民政工作中国家秘密及其密级具体范围的规定》，“全国及省、自治区、直辖市因自然灾害导致的逃荒、要饭、死亡人员总数及相关资料”系国家秘密。该规定直到2005年才得以废止。
　　从资讯来看，由于网络的发展，8年前的中国已是一个资讯比较发达的社会，但这并不妨碍有关部门出台一个与信息公开完全背道而驰的规定。这就告诉我们，如果没有开放的精神，单有资讯的发达，并不能算是一个开放的社会。
　　哲学家卡尔·波普尔曾说，开放社会是“每个人都面临个人决定的社会”。既然个人的命运都由自己决定，对社会而言，就必须要有信息公开，从而保证公众的知情权不被架空，这是政府的职责所在。如果社会需要保密的事太多，或者立法机关为了管理的方便，赋予政府有关部门过大的保密裁决权，那么，这将极可能造成以下后果：有些政府部门和官员可以任意宣布他们不愿意披露的信息为秘密，同时也可以合法地追究任何胆敢泄露“国家秘密”的媒体和公民。而没有了知情权，不但公众对政府及其官员的监督完全谈不上，也无法保障自己的自由和安全，因为他不知道有关政府部门的哪项决策和措施哪天会伤害到自己。
　　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讲到：“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确保权力正确行使，必须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政府部门要主动回应民众对信息公开和国家事务的知情权，这首先需要我们修改有关法规中的过时规定。一些部门之所以不愿公开到期的档案和信息，就是以有关法规为挡箭牌的。像《档案法》的“涉及国家安全或者重大利益及其他到期不宜开放的档案”规定，就很含糊，什么是国家安全或者重大利益？什么又是到期不宜开放？必须有更为清晰的规定才行。
　　在这方面，一个好的现象是，《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终于在今年5月1日出台了，规定涉及公民、法人等切身利益，以及需要社会公众广泛知晓或参与的四类信息必须主动公开。而《国家保密法》也已经废除了把自然灾害造成的死亡人数当作国家秘密的规定，并拟进一步缩小国家秘密范围，完善国家秘密的确定、变更和解除机制，让一部分国家秘密进入公共领域。这些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政府日益走向开放的执政变化，是对人民的信任和尊重。
　　一个开放的社会，是由人民自己去谋求自己的幸福，政府的使命，是去帮助人民克服个人、民间不能克服的困难，改进自己的弊端，以使人民能自由地获得幸福。从这个意义上讲，人民政府对人民没有什么秘密可言。要保持政府的公共行政，让人民拥有最大的知情权，根本途径是让民众充分地参与到政府决策。（作者系中央党校《学习时报》副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