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报美国特约撰稿人 袁晓明
美国坦普顿基金会（Templeton Foundation）是一个非营利的机构，由著名慈善家约翰·坦普顿（John Templeton）出资建立。该基金专门研究科学与哲学方面的大题目。12月12日-15日，坦普顿基金会在北京举行会议，研讨天文望远镜发明400年来给天文学带来的变化。
最近，该基金会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自由经济腐蚀道德品质吗？”并邀请一些学者对这个问题作答。一些学者在该基金会网站上发表了自己的观点，有的学者说不，有的学者说是，有的学者说取决于环境。比如，普林斯顿大学的教授Michael Walzer说“是”，乔治·梅森大学的Tyler Cowen却说“否”。
Walzer认为，自由经济中的竞争给人们很大压力，让人们去违背道德准则，也给了人们理由去不遵循一些道德准则，这样就是在腐蚀人的道德品质。Walzer说得有一定道理。如果我们看前一段时间美国华尔街出现的金融危机，就可以说那些贪婪的华尔街人就在自由竞争之中腐蚀了自己的道德品质。中国经济改革以后，市场经济也让许多人违背道德准则去追求财富，而那些人在计划经济的条件下根本不可能去做违背道德准则的事情。
Cowen却认为，对于品质来讲，自由经济就像是一个放大器，自由经济带来的更多财富会放大人所拥有的品质。这些品质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但道德品质的净值却向好的一方面发展，因为多数人渴望自己和别人都能过上好的生活，这样的动机在社会的层面上构成了良好品质的一部分。自由经济给各个层次的大众带来了实现这几样目标的机会。此外，自由经济也给人提供了实现更多美好愿望的机会，比如，通过市场向别人提供良好的产品和服务。Cowen讲的也是事实，财富是慈善社会、仁爱社会的经济基础，自由经济体系却是最公平的创造财富的体制。
提到自由经济或者市场经济，过去几十年中国的经济发展是不能回避的话题。坦普顿基金会不忘请一位中国学者来表达观点。旅居美国的一位中国学者发表了对这个命题的看法。她的答案是否定的,不认为自由经济会腐蚀道德品质。
她指出，在过去的几个世纪，自由经济体制推动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同时也增强了人的道德品质；而事实证明，计划经济却起到相反的作用。她也认为，自由经济并非是个完美的体系，但从过去的经验来看，自由经济与自由的社会有更紧密的关系。在一个自由的社会里，人们能更好地去改进他们的生活，人能所做出的自由选择更加公正；由此，社会更提高人的品质，而不是腐蚀人的品质。对于中国社会出现的一些问题，她认为，道德品质的改进比经济发展更重要。
在我看来，以上这些学者讲的都有道理，但他们是从不同侧面来回答这个问题。由于人的缺陷，自由经济增强道德品质需要有两个前提条件，一是民主与法制对人自由的保护和管制；二是人在道德上自我控制。有了这样的前提条件，人在自由经济的体制中就可能做出自由和道德的选择。比如，在这样的条件之下，人更可能选择去向市场提供合格的产品，更可能去利用社会所提供的相对公平的机会去创造财富。否则，人更可能做出产品和服务上的欺骗，也更可能通过不正当的渠道去获取不义的财富。
借着坦普顿基金会的提问，对过去几十年中国的市场经济，我们是否也可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市场经济腐蚀道德品质吗？”（作者系旅美资深战略顾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