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其他原因
造成华夏文明的落后，当然还有别的原因。其中，中国人使用的模糊文字与模糊思维，直接妨碍了大思想家的产生，对这个问题，我已在别的文章里谈过。这里只想谈三个问题：死记硬背的应试教育；鼠目寸光的功利主义，以及盲目自欺的夜郎心态。在我看来，这些问题不但至今还未解决，甚至有恶化趋势。
首先要谈的是死记硬背的教育。古代的教育制度的不合理似乎没有必要再去提它，除非卫道士们连“代圣贤立言”的八股文都要认为是什么了不得的东西。当然，应该肯定的是，如果一个人志在成为传统的“学问家”，那么旧式教育显然优于现代教育。要成为博闻强记的人，最有效的办法，还是在幼小时生吞活剥地背下一大堆古书，等成年后有了理解力后再像牛反刍一样回出来消化。遗憾的是，无论我们的志士们是怎样爱国，恐怕也没有哪只“爱家贫的狗”愿意让他（她）的孩子受那个罪。
尽管我们的教育制度从晚清起就极为可耻地“全盘西化”了，两千年的革命传统可不是那么容易扔掉的。咱们的教育的中心目标从来是“学以致用”。过去是用学来的知识应付科举考试，“售与帝王家”后再用它来“治国平天下”。现在是用学来的知识去应付各级升学考试以及毕业后工作中的一系列“考试”。从头到尾，学习不是为了获得一种独立地进行开创性思维的能力，而是为了应用。在这方面，伟大领袖和敬爱的林副统帅都有明确的指示：“精通的目的全在於应用。”“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所谓优秀生，就是那些能在考场上立竿见影的人。而所谓优秀的知识分子，就是那些能在具体工作中灵活应用学来的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人。我们的大学，其实只会成批制造手艺精熟的“知识匠”。佼佼者们哪怕是到了哈佛也能独当一面，然而多数人撑死了也只能是二流人物。老芦在国外混了许久，国产的本行的世界大师级人物到现在也无幸碰见。这当然不是因为我们比鬼子蠢笨，而是因为当初教育咱们的人从来就没有想让我们成为大师。
却说当年小芦风魔上了力学，课外参考书看了无数。所有的书都是教你怎样灵活应用力学的原理和公式去解决难题，却从来没有任何人告诉你：为什么当初人们会想到去寻找那些原理和公式，而这些公式、原理又是怎么想出来的。直到某日看了一本爱因斯坦写的科普，才知道伽利略是怎样发现惯性定律的。与我原来设想的相反，他根本就不是去试图解决生产上的什么问题，也没有做大量的实验。最主要的实验还是在脑袋里作的（称为“理想实验”）。他发现小球滚下坡后，路面越滑滚得就越远。於是他设想如果路面的摩擦力为零，小球的速度就将保持刚下坡时的速度不变。就这样，人家就有本事在自然界根本不存在“无摩擦”的理想状态的情况下，发现了惯性定律。
同样地，老伽爬上比萨斜塔去作那个著名的实验前，早就知道结果会是怎么回事。根据亚里士多德的经典说法，物体下落的速度正比于它的重量。要是老亚是咱们的“亚圣”，恐怕此说要让咱们供在神龛上，磕头如捣蒜地拜到今天。然而老伽却长了一个不光是用来磕的头。他想：如果把一个十斤重的东西和一个一斤重的东西连在一起，就可能导出两个互相矛盾的结果：一个是：新物体有十一斤重，所以下落的速度应是一斤的十一倍；另一个是：一斤重的物体落得慢，必然要拖落得快的十斤重的物体的后腿，因此新物体的速度应比一斤快，比十斤慢。这两个互相矛盾的结论在推导过程中没有任何逻辑错误。所以，必然是前提出了毛病。要避免这种矛盾结论的产生，只能假定不同重量的物体的下落速度是一样的。所以，老伽去爬塔，其实是去验证他靠思辩早已发现了的定律。
奇怪的是，没有哪个中学生不知道老伽和他那大名鼎鼎的塔，却没有一本教科书、没有一个老师教过学生他当年的思路是甚么。如果老芦没有看到老爱的那本书，到今天还不知道他究竟是中了什么邪，自己又不是公主，下头也没有唇红齿白的唐僧等着，没来由爬那儿去扔什么绣球。更不知道他为什么就不怕当场出彩，邀请那么多人去看他老人家献丑。
这种皮匠教育，反映的是咱们急功近利的鼠目寸光。对任何一个科学上的新发现，咱们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这玩意儿有什么用？”有什么用？当然什么用都没有！爬塔扔球除了能锻炼身体（如果老伽没有痛风病的话），运气好了能打上个公主之外，又有什么用？十斤重的物体从高处往下掉，只要不砸在咱们的天灵盖上，跟国计民生又有什么相干？难道十斤重的物体下落速度和一斤的一样快，胖子就跟瘦子一样，用不着减肥了？只有吃错了药的人，才会去琢磨那些没用的事，还要神经兮兮地拉上一群跟着他一道疯的人去看那马戏不是马戏，魔术不是魔术、毫不逗乐解闷的杂耍。
当年意大利耶稣会教士到中国传道，将欧洲正在吵得火冒的“日心说”、“地心说”介绍给中国的天文学家们。孰料对方却毫不关心。在他们看来，一个称职的天文学家，最重要的就是能够准确预言日蚀和月蚀。只要编得一部好黄历，管它是日心还是地心。日心也好，地心也好，在咱们这儿从来比不上冠生园的点心，只有后者，才是“民之天”。
国外有个笑话：北极落下了一个陨石。一个英国人上那儿去研究了一年，回家写了一本厚厚的书，推出了一种崭新的宇宙演化学说。美国人上那儿去研究了一月，发现了该物质在工业上的潜在用途。日本人把美国人的发现买过来，上那儿去把陨石搬回来，做成了一种新式录音机的磁头，垄断了全球市场。这个故事其实说错了。还没等日本人下手，咱们就捷足先登把它搬了回来，拿来当菜入药，隆重推出了“外星健康长寿自然美味食品系列”以及“第四维时空宇宙太极气场帝王富豪大款酷仔亮妹壮阳滋阴动情长交助孕保胎延年益寿减肥降压戒烟护发防皱万全大补丸”。
对万事万物，咱们从来就没有一种要探索个究竟的好奇心。像王阳明当年那样去“格物致知”，“格”庭前的竹子“格”到几乎精神错乱的人是绝无仅有的。而且，哪怕是王阳明，去格竹子也并不是想格出个光合作用的原理来。他甚至也不是想知道为什么“竹子开花，家破人亡”，而是想格出个治国平天下、当忠臣、做孝子的“理”来。这般格法，当然只会格到疯人院里去。所幸一般人决不会那么愚蠢。格物人人会格，各有巧妙不同。西方人格物，格出博物馆、植物园，中国人格物，格出水陆八珍的满汉全席和琳琅满目的中药柜。在万物的“可食性”与“可入药性”研究上，咱们领先世界的地位是永远不可动摇的。无论植物学再发达，西方夷鬼决没有在这方面赶上咱们的李时珍的那一天。
这种利欲熏心的功利主义，决定了咱们永远不可能赶上西方。连对民主、自由这些西货，咱们也用看潜在食物药物的眼光兴致盎然地打量它们。当年晚清决定立宪，最主要的原因是日本是立宪国家，俄国不是，而日本在日俄战争中打败了俄国。由此可见“立宪”是立竿见影的“伟哥”，令我朝野食指大动矣。先贤们追求西方民主自由，有哪一个不把它们当成“富国强兵”的手段？就在前不久网上还有人指出，西方的民主自由咱们已经试着吃了一个世纪，只吃得上吐下泄，还是转回去吃咱们的驴肉比较有滋味些，浑忘了咱们除了毛泽东“思想”，菜单上再也没有第二味。
不把民主当成一种信念，当成一种宗教，而是把它当成美味可口的西餐大菜或是壮阳药，民主制度就永远不会在中国实现。要致富，只需走资就行，何必要民主？二战前的德国、日本和不久前的亚洲四小龙，有哪一个是民主国家？实行社会主义的印度，尽管是亚洲最大的民主国家，比中国又富到哪儿去？咱们最好还是先想清楚，要怀着“吃民主”的盘算，还不如就像现在这样“和平恶变”下去。
这种急功近利，毁掉了一代又一代本来可以作牛顿、爱因斯坦的人。青少年们填高考志愿，不是根据自己的爱好，而是根据命中概率，由此还发展出咱们中华独有的“报名学”来。哪怕是熬到出了国，一看风头不妙立即就跳槽。这结果，是许多人都成了包办婚姻的童养媳，被迫与那个不喜欢的丈夫日日做爱。工作时间对付对付，八小时之外就如同放风的囚徒，杀了头也不想再看专业书一眼。既不能“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又怎指望“众里觅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从根本上断送我们改掉上述恶习的一切可能的，是咱们那日甚一日的夜郎心态。咱们这个顽症是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到如今似乎已成绝症。
满清一开头闭眼不承认鬼子们的先进，不是说人家只知奇技淫巧，不知圣贤之道，异于禽兽者几希，就是说“西学东源”，连“千里镜”、“自行船”都是“得见中国古书”，照着诸葛军师的木牛流马仿造的。然而后来吃足苦头后，到了性命交关之际，祖先们还是痛苦地睁开了重如泰山的眼睑。晚清宪政运动时期，西学成了时髦，朝野上下一致怀着变法救亡的紧迫感急起直追。虽然慈禧太後废除科举、改办学堂的上谕一举断送了士大夫们飞黄腾达的千年梦想，然而没有多少人为此抱怨。人们都知道相忍为国，穷则变，变则通，国家是到了非变通不可的紧急时刻了。老芦看过来人的回忆录，看到当年那些饱学宿儒和学童们一道，抱着一本托人从上海千里迢迢买回去的“算学”，日夜钻研怎样开平方和解一元一次方程时，不禁热泪盈眶。这才是中国知识分子经世济民的优秀传统！正是在这种传统的鼓舞下，从点了翰林的蔡元培到后来的老儒徐特立都负笈海外，去把西方的先进文明学回来。从晚清、北洋到国府，知识分子的主流从来没有否认过西方的先进，更没有人敢于抹杀良心，鼓吹专制相对於民主的“优越性”。
时至今日，我们却迎来了中国知识分子最堕落、最无耻的光辉纪元。国内沉渣泛起，污流四溢，从《发现黄帝内经》、《大气功师》、《素女经》、《厚黑学》、《晚清狭邪小说》、《推背图》、《麻衣神相》、《易经占卜学》、《风水入门》，直到《中国可以说不》、《妖魔化中国的背后》……。中国的“知识”分子们一面突然嗜痂成癖，对风水、命理等千年陈糟表现了无穷的兴趣，一面对西方民主、自由、法治、人权却避之犹恐不及，一致认定那是只能招来冤鬼祸祟的东西。在国外，精英们运用充分的言论自由，痛诋西方民主的虚伪、西方传媒如何愚弄人民。有中国以来，恐怕只有今天的知识分子们，能够无耻到将“民主”贬为“民猪”。谁说咱们没气魄？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欧洲文明的来源是多方面的，埃及、古希腊不必说，其在数学、天文上得益于阿拉伯这个“劣等民族”之多也不可估量。正因为人家有气魄、有容量、敢学习、会学习，人家的文明才生生不已，朝气蓬勃。欧洲的许多皇宫里有“中国厅”，我们的“人民大会堂”里敢有“法兰西厅”么？时代到了二十一世纪，提倡向西方学习的人如老芦还成了千夫所指、无疾不终的“汉奸”和“嫌家贫的狗”，这种毫无自我完善能力的民族，有什么未来？有什么希望？还配谈什么“现代化”？还发什么大国强国的春梦？！
所以，我同意林先生最后的结论。中国过去没有、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大思想家。这种国家，其实根本也用不着什么思想家。人家已经把一切都想好了，我们去学过来的本事都还没有，你说有治没治？如果下下个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水平能够进步到了法国大革命前的启蒙时代，那就实在是列祖列宗在天之灵保佑了。没准到那时还比现在不如也说不定，咱们现在不就是不如晚清吗？说来令人断肠的是，晚清那些献身改革的志士，当年一定畅想过一个世纪后中国将会怎样怎样，倘若他们今日在泉下见到了咱们这副英俊模样，只怕要气得再死一次！不管怎样，在目前，咱们这种只知疯狂好战、不知大厦将倾的、心智犹如三岁儿童的民族，需要的不是没地方搁的思想，而是成年人起码的常识，例如打仗会死人，而一般来说，死了的人是再也活不转来的；核弹不是过年买来的鞭炮，最低当量级的随便放一个都要死上百万人；仇外只会搞垮中国百病丛生的经济，碰不掉鬼子的一根毫毛；“敌人”和“战士”都是在战争中才有的东西，并不像四川民工那样到处都是，等等，等等。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作者：芦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