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当今社会存在“高学历病”
“高学历社会病”，有人叫“高等教育过度化”。确切含义，可归结为两点，一是高等教育规模过分扩张而质量下降;二是相当多的人接受了没有必要的高等教育而付出了高额的学费，还难找工作。
有资料说，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大都出现了高等教育过度化的毛病，尤其发展中国家为甚。法国1992年2月公布，283万失业者中，大学生约占30%;英国《独立报》报道，1989～1993年，英国最大的大学——伦敦大学的毕业生失业率连续4年上升，逐渐接近80年代初的12.5%。50年代初，印度的大学毕业生失业总数为2万人左右，占全部失业人数的12%;70年代达到120万人，占失业人数的20%左右;80年代达150多万人。韩国1970年大学毕业生就业率为57～58%，1985年下降为41%。泰国的大学毕业生失业率在80年代初，因专业不同，分别达24～70%。
美国学者马尔科姆-吉利斯，在其《发展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1989年12月出版)一书中，对发展中国家的高等教育过度化有这样一段精彩描述：在印度和菲律宾这两个扩大高等教育的先锋国家，出现了大批寻找工作的毕业生，他们无法找到合适的职业。长期实行免费教育的斯里兰卡，到了70年代发现，新毕业的大学生，有一半成了失业者。韩国这个曾在50年代后期，有着许多垂头丧气、无工作可做的大学生的国家，到了70年代，倒出现了受过教育的工人短缺现象，导至经济多年近乎停顿。加尔各答的职业介绍所里，每天都挤满了文学士和理学士，有学数学的，有学英语的，有学物理的。而有些雇主主要是在该介绍所寻找擅长空调、绢网印花或管道方面的人才，这些雇主失望地离去了。在这样的环境里，大学毕业生最后不得不接受与教育风马牛不相及的工作。据说在马尼拉，与美国有些城市一样，文学士当出租汽车司机是司空见惯的事情。
德国《大学》月刊2004年调查，德国应届大学毕业生只有60%找到工作，其中还有许多是效益差、学生并不满意的工作。有报道说，许多高学历者徒有虚名，胜任不了工作，很多用人机构不愿意化大钱去雇佣一个并不顶用的高学历者，硕士、博士就业很是困难，当出租汽车司机的大有人在。很多获得硕士、博士学位的青年人自贬身价，冒充低学位，寻找低工资工作。在12万硕士、博士毕业生中，至少有一万人对自己的文凭“做了手脚”。现在就业的现实是，研究生比不过大学生，大学生比不过中专、技校生。目前中国的情况，好像就是2004年报道的德国情况。高学历的毕业生就业难，不是中国的特殊国情，而是知识爆炸条件下的各国通病。
二、中国有回归“轻学历重能力”的用人趋势
也是在2004年，《南方周末》曾经刊登过《诚聘杂志英才》的广告，在对于记者、编辑的条件中写着：“不拘于学历、资历、既往职业，只要有才华，对新闻有浓厚兴趣者即可”。更早一些，2003年，《北京晨报》曾经报道，北京的用人单位，相当普遍地把毕业生的能力放在了第一位，不再像过去那样，把学历作为第一条件。类似报道已经越来越多。
三、对国内教育的思考
1. 关于举荐上大学
古人说，“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此句古文的意思是，选出来的秀才，却不知书识字，选出来的孝廉(就是孝敬老人的榜样)，却让自己的老父亲一个人在别的地方居住，与自己“分居”。这批评的是东汉的察举用人制度，讽刺汉朝的选举官员的权利是被士族所垄断的，说这种靠乡和县的官员来举荐人才的办法，在当时，不具有公平性和科学性。 后来这种举荐制度被科举制所代替了，今天我们还在沿用科举制!高考，就目前国情、国人的思想水平，一律“分数面前人人平等”，是比较最公平的;现在，几乎所有招生改革，都可能带来更大腐败。
2. 教育问题的根源在社会
社会用人“唯学历”，特别是提拔干部。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如果想想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的评论，看看毛泽东举出的那么多“低学历，高水平”的杰出人物，再看看我们这些年社会用人的“高学历病”，导致教育、培训相应的“胡作非为”，导致许多有能力的人得不到重用，或者许多人把精力浪费在“买文凭”上，难道不值得我们彻底“反思”吗?大学著名教授、大数学家华罗庚，只有初中学历，我们现在这样搞，能出华罗庚吗?
社会“唯学历”，一是思想认识偏差，二是为了钱，带动教育与培训“产业化”，让一部分人富起来，大多数家庭穷下去!教育改革，先从主要矛盾——社会用人的“高学历病”着手，才能见到成效。否则，越改越糟糕!人们不必为当官发财而上大学“买文凭”了，大学真正轻松自由搞学术了，大学才能出杰出人才。那个时候上大学，推荐就推荐吧;现在这样的国情，推荐不得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