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梁启超的宅院是他在天津的英、日租界经多次勘察均不满意，最后选择了意大利租界而建的房子。位于现在的河北区民主道。由意大利建筑师白罗尼欧设计，看样子，那时候建房子是可以自己买地皮自己找建筑设计师建的，而不是在报纸上看那些不靠谱的房地产广告，然后去售楼处，买他们的房子。
同样享受建房自由的当然不是梁启超一个人，很多高人从北京来到天津，一边休闲，享受海河给他们带来的闲暇时光，暂避北京的政治旋涡，一边思考中国的未来和命运。
与梁启超做邻居的有，刘髯公、曹禺、张廷鄂、汤玉麟、曹锟等等，倘使饭后散散步，他们之间做个决策，出个想法，乃至打个喷嚏，可能就影响了这个国家。
他们所在的租界是意大利租界。
现在的房地产会宣传自己的楼盘有什么风格，有的讲是教育发达，有的讲是有湖，有的讲是绿化好等等，当年也有这样这样的说法，后人曾这样评价当时天津这些租界的风格，说英租界富裕，很多达官贵人在那里享乐，法租界很革命，而意大利租界则很民主。
“戊戌变法”让梁启超厌倦了北京惨烈的政治，到了天津，他曾表示“永住津，不住京也”。给他在租界建的房子起名叫“饮冰室 ”。这是一所浅灰色两层小洋楼。楼内正面有三个小拱厅，门前两侧是石台阶，当中有蓄水池，池中雕一座石兽，口中喷水常年不断。一楼正中为大厅，大厅周围5间房子除1间为杂房外，其余为书房和图书室。二楼靠西北角也是1间大厅，靠东南角有几间主要作卧室或图书资料室。建筑共有房34间，建筑面积949.5平方米。
无数个日日夜夜，他在这个城市的这个宅院里著书立说，思考中国，也和他的学生蔡谔一起策划了讨伐袁世凯的护国运动。他很器重蔡谔，对他寄予很大希望，家中挂有他的戎装画像。
如果有人能够在20世纪20年代的天津上空俯视这个城市的话，一定能够看到不同的人怀着不同的心地不同的理想和目的出入不同的建筑，与这些寓居津门的社会名流们，畅谈动荡中国的未来走向，畅谈这个国家人民的福祉，有人付诸行动，有人四处游走，有人为了一己私利，有人为了国家大局，当然，也有很多人随波逐流。
如今全都化为一缕青烟。他们的作为、乃至肉体，全都了无踪影。只留下一座被修复的宅院供人参观。
那个年代的梁启超与蔡谔密谋兵事时，定也从天津的上空和百年后的今天俯视过他所在时空，定也能看清楚“万般带不走，唯有业随身”的佛家真言。在给女儿梁令娴的信中，他曾提及了自己的人生观中早已渗透了佛家的“业报”思想。
1918年以后，梁启超钻研佛学，撰写有大量佛学研究著作，其中包括《印度史迹与佛学之关系》、《佛教之初输入》、《翻译文学与典》、《佛典之翻译》、《千五百年前之中国留学生》、《大乘其信论考证》、《支那内学院精校本玄奘传书后——关于玄奘年谱之研究》、《大宝积经迦叶品梵藏汉文六种合刻序》等，这些文章，涉及了中印佛教文化的交流，以及一些重要佛教经典的整理和翻译等问题，而且还有对佛教在印度发端及其在中国发展历史的系统分析。
梁启超在撰写有关佛学研究论著的同时，还以授课、讲座、等方式向民众讲解自己的研究心得。并且在《论佛教与民治之关系》一文中提出过将佛教作为中国的全民信仰的思想。
作为知识分子，梁也为他信仰的佛教的未来带来了一个大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对后世更大的影响，不仅是他参与领导的“戊戌变法”，而是他曾考证对中国文化、思想产生巨大影响的著名佛教经典《楞严经》为伪经。
这可能与他处的时代的学术界疑古风气有密切的关系，《楞严经》与其他几部著名的佛经，如《圆觉经》《大乘起信论》等，便最先受到怀疑。民国初年，有人指出《楞严》是一部伪经不过还只是说它是伪托佛说，对於真理内容，却没有轻议。可是近年有些新时代的佛学研究者竟干脆认为《楞严》是一种真常唯心论的学说，和印度的一种外道的学理相同。
粱提出，他认为第一：本经译文体裁的美妙，和说理的透辟，都不同於其他佛经，可能是后世禅师们所伪造。而且执笔的房融，是武则天当政时遭贬的宰相。房融可能为了阿附其好，所以才奉上翻译的《楞严经》，为的是重邀宠信。此经呈上武氏以後，一直被收藏於内廷，当时民间并未流通，所以说其为伪造的可能性很大。第二：经中谈到人天境界，其中述及十种仙，梁氏认为根本就是有意驳斥道教的神仙，因为该经所说的仙道内容，与道教的神仙，非常相像。
梁氏是当时的权威学者，他一举此说，随声附和者，大有人在。固然反对此说者也很多，不过都是一鳞半爪的片段意见。民国四十二年《学术》季刊第五卷第一期，载有罗香林先生著的：唐相房融在粤笔受《首楞严经翻译考》一文。列举考证资料很多，态度与论证，也都很平实，足可为这一重学案的辨证资料。我认为梁氏的说法，事实上过於臆测与武断，因为梁氏对佛法的研究，为时较晚，并无深刻的工夫和造诣。读《谭嗣同全集》里所载的任公对谭公诗词关於佛学的注释便知。本经译者房融，是唐初开国宰相房玄龄族系，房氏族对於佛法，素有研究，玄奘法师回国後的译经事业，唐太宗都交与房玄龄去办理。房融对於佛法的造诣和文学的修养，家学渊源，其所译经文自较他经为优美，乃是很自然的事；倘因此就指斥他为阿谀武氏而伪造《楞严》，未免轻率入人於罪，那是万万不可的。与其说《楞严》辞句太美，有伪造的嫌疑，毋宁说译者太过重於文学修辞，不免有些地方过於古奥。
前面这些都是学术分析和探讨，但后人的另一个论点就彻底证明梁启超在这一点上是在研究佛学之事上犯了个贻笑大方的错误了。
藏文的佛经中，在初唐时代，也是直接由梵文翻译而成，并非取材於内地的中文佛经。藏文佛经里，就有《楞严经》的译本。西藏密宗所传的《大白伞盖咒》，也就是《楞严咒》的一部份。
事隔多年，佛教界乃至学术界早已有定论，《楞严经》绝非伪经。梁犯了个大错误。
谁都会犯错误。
只是梁的这个错犯的大了点，文章千古事，这段未经仔细斟酌的考证流传世间，对后世在信仰意义上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这样一个以“少年中国论”而影响了那个时代的国人并对后世也有巨大影响的大知识分子在天津，自然会从事知识分子擅长的事情，除了大量著书立说，讲学是必然的。
梁在南开大学讲学，起于1921年冬。初时每周6小时，后增加到8小时，在校内外反响很大。校长张伯苓欲以梁启超的盛名发展南开，就此请梁加盟南开，或派人来校任教。当时，梁启超很想把南开文科办成全国学校文史两门教授的供给地，以作为事业发展的根基。
1922年暑假期间，他与张伯苓商定，让张君劢出任文科主任，蒋百里、张东荪、林宰平“名任一门”，并计划请梁漱溟到南开，加上他自己，“吾六人者任此，必可以使此科光焰万丈”。他在给张东荪等人的信中曾提及：“伯苓之着急过于我辈，每见必询消息，我几无以应之。昨日讲义完了时，彼又来问君劢行止，我告以二十日内必到，彼重托设法，勿俾他处截留，我已允为尽力。此公办事权限分明，我已与彼言，若将文科全部交我，我当负责任，彼欢欣鼓舞已极。”可见梁启超不仅在南开亲自主讲中国文化史，还为南开的发展倾注了心血。
筹办文化学院始于1923年1月。梁启超拟议中的文化学院是一个半学校半书院式的讲学之所，梁自任院长，另约定同志六七人任分科教导员。院舍在南开大学新校址中，一切学科与南开保持相当的联络关系。计划中的文化学院设有专门招收中学毕业生的“本班”，专门招收大学及大专毕业生的“研究班”，以及招收高师学生的“补习班”，不能来院学习者的“函授班”。
除教学外，文化学院还拟从事整理古籍、将旧籍和新著翻译成欧文，编写文史教科书、出版同人著述、巡回讲课等工作。拟议中的文化学院是梁启超为发扬光大中国传统文化而作的一次重要尝试。遗憾的是，因资金不足，天津的这所文化学院最终未能办成。
除了讲学，与当时的文化名流的交往也是断然少不了的，也有许多佳话，1918年，梁由天津赴上海、由上海启程去欧洲游历。离津前，天津名宿严修为其饯行，以珍藏的老黄酒为赠，并亲往车站送行。
后人评价，梁居津多年，待客谦恭热情，每逢寒暑假“饮冰室”又变成补习学馆，有很多清华、南开的学生到这里寻找知识和思想。
梁一生读书、藏书、爱书，在津时也与书商有密切交往。天津藻玉堂书店的王子霖等人常去他家，替他采购了一批又一批的图书，梁也将王子霖等视为朋友。
梁的子女思庄、思达、思懿、思宁、思礼，都是在天津上的小学、中学或大学。当年，他们作为主人出入梁家的大宅院，多年后，他们以不俗的人间成就又出入在中国的近代史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