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究竟是什么，儒家思想对人类社会有益抑或有害，这似乎已经不重要，因为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持各种观点的批评者或宣扬者，几乎没有多少人真正对儒家有过系统的学习和了解，这是一个简单明显的事实，回顾我们每个人的求学经历自可得到结论。反思传统本无可厚非，但关键是在反思之前对传统应有基本的了解和学习，对文化抱有基本的尊重，甚至慎重的态度。笔者发现了一个问题的所在，即，我们都是通过什么样的渠道了解儒学的，而我们又了解了儒学的什么？
妄谈批判传统的公众思维
对传统的反思肇始于上个世纪初，并且以儒学的批评为主要内容。随着晚清的大厦在内忧外患中轰然崩塌，以天下为己任的知识分子开始反思自己的文化劣势，寻求救国之路。那时的思想探索带有鲜明的反传统的意味，因为传统文化表象中与世界脱节的部分，已经明显成为社会发展的桎梏。那时候的探索是真诚的，是可爱的，是纯粹的。必须承认，即便智慧深邃的思想家也许能够突破时代的束缚，但任何群体性思想探索均难免受到时代影响，因此我们不可以歌颂某种群体性探索的结论，只有探索中的纯粹的思想精神才是真正的价值所在。但不幸的是，命运恰恰将五四时期的探索推向了反面，在其后我们众所周知的历史中，五四时期的思想精神被压抑，但五四时期的反传统内容却被政治运动无限放大。反传统、反儒家的各种思想成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所谓“反封建、破四旧”的口号披着“主义”的外衣深深嵌入国人的骨髓，从此教科书上不再出现传统文化，即便数十年后重新将一些古代作品编入课本，其后也会跟随无数“反封建”的注解，并以此作为“思考题”的标准答案。
当读书人自以为获得了充足思想理论去消亡一种文化内涵，当不读书的人以破坏的快感去侮辱一种文化符号，而这种理论和快感又被凝结成新的思想方法和思考姿态的时候，有谁能说，由此传承的观点和知识是不带有偏见的呢？公众在课本里吸取反传统思想，在学校里没有对儒学的基本学习，但却热衷于传统批判，这种荒唐的情境就好比未吃过螃蟹，听大家都说螃蟹有毒，于是奔走相告“蟹不可吃”，并且以“蟹壳扎嘴”为理由是一样的。“螃蟹”问题可以，但文化问题不可以，所谓民族并非简单的血缘组织，文化的传承绝非简单的爱国口号，其基本内涵在于对祖先思想和生活方式的尊重和承继。诚然，尊重不等于盲目承袭，但反思更不等于轻薄的态度，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面对社会问题的时候，甚至一些社会精英仍然以五四时期的反传统内容误认为自己的思考结果，从传统文化中寻找毒素挖掘病根。殊不知，五四精英有资格如是思考，因为他们诗书出身熟读经史，深谙传统文化之短长，骨子里深富传统文人之精神；而学习了十数年数理化政英，高中后基本没有语文课的现代人，读着反传统的有标准答案的文史课本长大，拾人牙慧中有何资格妄批传统呢？难道精于推理的头脑没有发现其中的逻辑漏洞么？如果数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两千年的儒家思想，历代文化精英的积累和实践真的可以简单归结为“扯淡”二字，那么这个结论也不该是由数理化政英的学生随便做出的。
中国文化诞生的思考原点
自从人类用文字记载思想开始，东西方就以两种截然不同的思维方式开创着人类的文明。西方以演绎和推理的方式奠定了科学的基础，在西人眼里，自身为主体，自然为客体，主客体是分离的，主体站在客体之外观察整个世界。这种“分析”的思维方式所奠定的文明是建立在“因为”“所以”关系之上的，西方的戏剧作为最早出现的文学体裁，恰好可以作为文化思维的旁证。而以中国文化为代表的东方文明则不然，文学史上可以看出，中国文化最早出现的文学体裁是诗歌，是用心灵直接接触和表达“美”，在中国人眼里，无所谓主体和客体之分，个人与自然是一体的，我心与天心是一体的，中国人善于从“综合”的角度去体悟自然，因此中国文化的核心命题从来不是物质世界，而是对天道的玄思和对人道的关怀。正是在这种思想基础之上，诞生了以儒、道两大家为主的中国文化。中国人关注整体的幸福与终极的归宿，用哲学思辨的方式将天道与人道相统一，将“天意”与“民心”相统一，将天性与人性相统一，由此建立并推动这个庞大帝国运行以及民众心灵的信仰逻辑。在儒家文化中，以“天地之道”建立“人伦之道”，力求在行为实践中追随“天道”，才可以获得终极的社会安宁和内心归宿感。内心体悟和关照“天道”，是历代大儒们求真的实践，政治理想和礼义教化，是历代大儒们求善的实践，诗文书画是历代大儒们求美的实践，真、善、美的融合贯穿是儒家的终极追求。所谓“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所谓“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所谓“铁肩担道义，辣手写文章”，儒家血脉即从天地人的玄思走向真善美的实践，代代相传，上求乎真理，下止乎至善，外诉诸政治，内涵于艺术，这才是真正的儒家文化的精神内涵。这种思想到１８世纪与西方哲人产生了共鸣，这正是德国的哲学家康德所说：“有两样东西，愈是经常和持久地思考它们，对它们日久弥新和不断增长之魅力以及崇敬之情就愈加充实着心灵：那就是我头顶的湛湛星空，以及存在于我心中的道德准则。”
儒家思想与科学并无冲突
可惜的是，当前的中国人已经基本断绝了儒学道统，目前儒家被世人广泛诟病者有四，即“儒学顽固制约科学，儒学愚民反对民主，儒学导致民族软弱，儒学导致个人迂腐”。这四点完全是课本所得，是历史曲解后未经消化的产物。
当前社会有一个误区，即人们不能确切地了解科学与技术的区别，文化与科学的区别，说白了，每个人从课本中学到了几句辩证法和唯物主义史观后，即以为自己懂得了哲学。文化的终极目标是幸福，而一加一等于二的命题计算得再清楚，也与心灵的幸福无关。以科学为尺度判断文化的优劣，就好比用一加一等于二去计算善恶一样，是大错特错的。反之，真正关乎于幸福的文化思想与科学并无交界冲突，科学亦并非文化所关心的核心问题。之所以我们没有看到儒学的社会背景之下科学的发展，只是因为历史并未给予儒学与科学并存的机会而已。一些基本的史实我们必须清楚，拨开课本里面“腐儒反对科学”的故事去看真相，中国历史上第一批倡导引入科学技术的人，恰恰是以曾文正公(国藩)为首的晚清众位名臣，而这些名臣还有个不为众所知的称呼——“第三期儒家学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