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灯初上，秋雨氤氲，瑞典学院终身院士谢尔·埃斯普马克携夫人昨夜抵达上海，本报记者在第一时间独家采访了这位82岁的诗人。
中国之行三重含义
埃斯普马克曾多次造访中国。上世纪80年代他见过艾青、丁玲、王蒙等作家，有一次，他与巴金在上海聊了一个多小时。近至2010年，他还参加过安徽黄山的诗歌节。但这次旅程的意义非同一般。他微笑着对记者说：“这次不一样，对于我来说是双重旅行，一方面向中国读者介绍我的祖国瑞典的两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马丁·松(1974年度)和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2011年度)的诗歌作品，一方面是我自己写的长篇小说《失忆的年代》第一部《失忆》刚刚出版了中文版，我来向中国的读者推荐这本书。”
其实还有第三重特别的意义，诗人与记者心知肚明，那就是中国籍作家莫言在10多天前获得2012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在间隔这么短的时间内，作为诺奖18位评委之一、评委会前主席的埃斯普马克来到了中国，他将不可避免地面对人们围绕诺奖而生发出的巨大热情。埃斯普马克对记者谈了对莫言的看法：“莫言是一个了不起的讲故事的人，高密是一个小地方，生活着的都是农民，莫言就通过讲这个地方的故事讲了整个中国的情况。”他显然熟悉莫言的作品，感叹于莫言在文字世界中呼风唤雨的想象力——“你知道吗，高密其实没有山，但莫言自己‘造’了一座，他把别的地方的景物挪到了高密，他就这样把地理、历史与想象融合在了一起。”
“真正的英雄是读者”
虽然埃斯普马克对莫言的叙述天赋十分推崇，但他的文学创作却是另一种方式。“我的小说完全是心理描写，大量的心理描写，因为瑞典和中国的情况不一样，我们那儿很孤独。”他向记者打比方，“我的小说就是要抓住你，强迫你倾听下去，如果你听不到，就好像你不存在。”为了说明这种倾诉的强烈，埃斯普马克向记者做了一个夸张的抓住对方衣领的手势。
他的长篇小说《失忆的年代》是一部西方现代主义特色的作品，由7卷较短而又互相呼应但相对独立的长篇小说构成，在文学评论界被誉为具有“卡夫卡式的寓言，加缪般的洞见”。“7卷小说各讲了7个不同形态的人，每个人都只有4个小时的记忆。通过这些人的自我独白，我对整个社会做X光扫描。”埃斯普马克介绍说。他透露，之所以将作品总集命名为“失忆的年代”，是因为一位著名的英国历史学家把当今历史称为“遗忘的年代”。“在我的小说中，你会看到一个个快速的悲剧，就像是一张张漫画，又像是卓别林电影里的段落。它们看似悲剧，实际上是悲喜剧。我想说明什么呢？我想说的是，我们正身处于高雅与平庸浑然一体的社会中。”他猜测中国作家很少有这样的出发点、用这样的方式写小说，“我相信会有中国读者对这本书感兴趣，至少是好奇。这本书里没有英雄，真正的英雄是读者，因为他们将穿行在迷宫中。”
诺奖非“造星”机器
话题重新回到诺奖。埃斯普马克对莫言一夜之间人尽皆知的变化毫不意外。这种情况在历史上一再发生。“只有诺贝尔文学奖可以让一位作家在顷刻之间被全世界所记住。1978年获奖的美籍犹太作家辛格获奖时近乎无名，现在他的作品已经被翻成50多种语言。”埃斯普马克不无自豪地说。
但如果仅仅将诺贝尔文学奖视为“造星”机器，就小看了它对世界文学发展所作的贡献。他提醒记者注意这么一条伏线：“1949年，福克纳获奖，从那以后，他的作品风格深刻地影响了法国和拉美地区的文学，并且在上世纪80年代又成功地影响了中国的写作者莫言。”
埃斯普马克郑重地对记者说：什么是诺贝尔文学奖的魔力？这就是诺贝尔文学奖真正的魔力。
记者 吴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