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夫子”，是长沙话中盗墓贼的别称。地下文物埋藏丰富的长沙，盗墓及盗墓贼与之相生，猖獗乡野。
从古至今，无论是有着“政治背景”的董卓、曹操之流，还是打着“营生”旗号的小蟊贼，盗墓都是既不容于法也不容于道德情理的“下三滥”。然而，令人惊心的是，刘胜利这个“12·29”长沙古墓葬被盗掘系列案件的犯罪嫌疑人，案发前竟然是一个“有头有脸”的原空军某部队转业干部，长沙市开福区新港镇计生办副主任，过着白天“国家干部”、晚上“土夫子”的“传奇”生活。这位高智商的长沙“土夫子”及其同伙，“组织有力”，工具先进，“工作成果丰硕”，作案手段之典型，危害之大，气焰之嚣张，都闻所未闻。
重赏之下有勇夫，此话不谬！有着“又红又专”的履历，刘胜利放弃光明的职业，成为羞于见光的盗墓贼，不过是欲望之惑。被诱惑的又岂止一个刘胜利，以文物大省陕西为例，陕西省107个县，文物保护工作者只有四五千人，边远不发达县甚至没有；而陕西的职业盗宝、走私文物的人也接近四五千人，文保事业从业人员总数与已知的盗墓人数的比例几乎是一比一，还不包括那些躲在暗处兼职的、为生活所迫“客串”的、干一把就收的。
盗墓觅宝之事古已有之，于今尤烈，唐人所谓“群盗多蚊虻”、“荒冢入锄声”、“髓髅半出地”、“白骨下纵横”等诗句，成为今天我国某些地区盗墓成风的生动写照。盗墓如此猖獗，损失难以计数。以全国已经发掘的数千座汉墓为例，幸免者不到百分之一。墓葬对于考古工作的意义，不仅仅表现为随葬品的数量和质量，墓葬形制、葬式等遗迹其实都包涵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文化信息，而野蛮的盗掘，往往使这些信息遭到不可挽救的破坏。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于己计，于国计，于子孙计，于廉耻计，盗墓都不应为之。更何况，于法计，盗墓与走私、贩毒同属重罪。于守护五千年文化遗产计，打击文物走私犯罪源头“盗墓”，打击国内外犯罪势力，应该及时，更要重拳，以儆效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