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有洞察力的作家，对社会问题的看法，常有独到之处。
近日，作家莫言在一次会议上陈述了自己的社会理想：第一，要让乡下人生活得比城里人更美好。第二，让穷人生活得比富人更轻松。第三，要让老百姓生活得比当官的更自在。乍听这些话，会以为这是莫言的书生之见，有浪漫主义色彩。但，莫言提出的是深思熟虑的意见，很具有平衡性、现实性。他的理想，也是中国人的理想。
先说要让乡下人生活得比城里人更美好。我要对此做一个补充：乡下人还要比城里人生活得更富有。
什么样的“乡下”？什么样的“乡下人”？这要搞清楚。未来的农村不会再是“剩余劳动力的蓄水池”。所谓农村，会变成由一部分特色村和大量小型专业农户居民点构成的区域。未来中国，任何失业人口都可以申请城市的“廉租房”和“失业保障金”，他们住在城区会更方便，没必要呆在农村靠一亩地受穷。
留在农村的人少了，农民人均土地资源就多了，收入水平就会提高。只要有充分竞争，只要农民在一年里的平均劳动时间超过城里人，他们的收入就会超过城里人。
乡下人比城里人生活得更富有、更美好，对中国社会经济进步具有标志性意义。中国人要获得免于饥饿的自由，在衣食无忧的心境下发挥创造天性，就必须把吃饭的成本降下来。农民越是富有，生产就越有效率，中国人的吃饭成本就会越低。所以说，农民越富，中国就越有希望。
再说让穷人比富人生活得更轻松。这里的穷人不是指衣不蔽体、穷困潦倒的人们，而是不大富有却有基本生活保障的人们，也是拥有基本体面生活的人们。世上之人，天性有异。让那些敢冒风险、喜欢折腾的人多劳筋骨、多苦心智，也让他们有更多的财富。
如果社会结构合理，会应了这样一个规律：挣钱少的自己花，挣钱多的大家花。富人的多数财富会供大家使用。而那些容易满足、风险偏好弱的人则可以少折腾，过安定平淡的生活，也即莫言说的轻松生活。社会上还会有一些遭遇意外灾变的人，例如残障人，对他们，社会有责任提供基本生活保障，让他们不必陷于失去基本尊严的苦难。
莫言的第三个社会理想，让老百姓生活得比当官的更自在，也在情理之中。真正的“官”，是由百姓推举出来对公共事务做决策的人，例如县长、市长和人大常委一类。那些局长、科长是“员”，不是“官”。一个社会，如果做官的感到不轻松、不自在，大抵说明这个社会比较健康。
在充分民主的社会，一个人只有敢于把自己曝晒于阳光之下，又不惧怕和各色人等打交道，且热心公共事务，才会走做官的路。在普通人出于常理看来，做官的生活得不自在才对。普通百姓并不专门从事公共事务，只是在需要时才和公共部门打交道，因此他们保有很大的私人空间，活得自然要比官员自在许多。
人有异趣，若能各得其所、各得其利就好。这是一种文明。但，产生这样的文明并不容易。首先要有选择的自由，且这种选择大体要在衣食无忧的前提下进行。对大多数人来说，“不食周粟而死”是做不到的。即便爱因斯坦、乔布斯，也在较长时期里干过不喜欢干的事。自由的反面是特权、专制，有了这个东西，自由就打折扣。所以，选择的自由必须有民主相伴随。
若不是追求极致的理想状态，自由与民主并非遥不可及；莫言的理想社会也不会是镜中花、水中月。但有平衡判断问题的能力，谁会说当今中国与200年前一样？事实上，中国的市场化改革给百姓提供了较大的自由选择空间；中国政治的分权趋势让公共领域事实上有了竞争；中国的物质财富增长，使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在职业选择面前不会有太大的生存风险。这些进步实实在在。
当然，现实距离莫言的理想还很远。有些官员特权使得某些地方的官场并非公共事务热心者的乐土；市场发育不充分，特别是土地市场不健全、不统一，使农民难有自由选择的条件；劳动力市场的不健全、不平等，使职场“土围子”广泛存在、隐性失业相当严重，让很多百姓穷得不服气、不甘心、不自在。
要改变这些，笔者寄希望于中国人的智慧和耐力，特别寄希望于政治家的胆识与奉献精神，逐步地把这种局面改过来，让莫言吐露的中国人的社会理想有朝一日变为现实。彼时，中国才会变成强大的国家、文明的国家。（党国英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
